章文的博客

写的很好，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出路！

海峡两岸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台湾的民主程度在迅速提高。大陆却是一党执政，一个人说了算。民主、言论、人权等处处受到打压。在这种状况下民主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不民主的政治统治的。正所谓水火不相容。台湾的民主也不可能倒退，下一步就只有等大陆的民主向前发展了。一党执政阻碍民主的发展。所以要想发展民主就必须等消灭一党执政以后了。也就是说两岸要想统一就只有等大陆取消一党执政发展民主以后才可以了。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是不可能促进两岸统一的。如果一味追求统一那么到最后共产党把自己也就葬送了，所以他现在不敢一味追求统一。

望梅已届一甲子,可知渴死多少人?

稳为重!!!

因故来迟.小章博的文章总在我心中扎根,宝岛何谓"宝"?犹如喝酒猜小拳的"大压小",拇指虽压四(死),小指克它跑不了.呵呵!相对论的规律.

事件回顾 2007年5月27日，31个伤痕累累的山西洪洞县曹生村黑窑窑工得以重见天日。最初察觉到这个事的是郑州的一些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类似的情形下神秘失踪。2007年4月这些家长相识，三名父亲和三名母亲组成了一个互助团体——“寻子联盟”。这些中年父母辗转于农村找寻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多月内，成功将百余名青年从地狱中解救出来。据央视报道，在山西黑砖窑做苦工的孩子至少有1000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寻自联盟找到了付振中，河南当地电视台一个记者，付带着隐藏摄像机跟随这些家长奔波，拍下的画面在2007年6月初的中国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风暴，这一直持续了数月。2007年夏天人们见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组成小团队辗转于山西的农村寻找黑窑，而中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大规模的排查，按照目前所能找到的公开数据显示，已有1340名农民工得到解救，367名残障人员获得救助，山西省18名相关的县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从郑州到巩义坐火车要一个小时，在巩义一家宾馆里，我们见到了张文龙，一个结实的18岁的小伙子，他曾是曹生村一个黑窑的奴工。他的父亲张山林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农民，脸上因为日晒或是因为见到我们觉得窘迫而泛红，他是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位家长之一。 张文龙的故事简单而悲惨。2007年3月，这个少年到了郑州，想在城里的小餐馆找份厨师工作，比起他原来的工作，即在巩义一家学校食堂当厨师，这能多挣些钱。一天夜里，将近一点钟，在徒劳地找了三天后，当张文龙在火车站前广场上的电话亭里睡觉时，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走近了他，说是给他介绍一份在某食品厂的工作。相信了有这样一个好差事，这个少年跟着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却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会是曹生村的砖窑，在那里他会一直待到5月27日。 他就是那个被迫从滚烫的砖窑中出砖，并用黄土治疗的少年：被找到时，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在照片中，他受尽磨难的身躯躺在地上，背上带着骇人的伤痕，这让全国震惊了。少年的父亲只从砖窑所在地的公安局拿到了500元作为“路费”，现在还在等着对砖窑主及其打手的审判，他告诉我们一年的时间已经花了20多万给儿子治病，这个还不包括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而这个数额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年平均收入。 虽然这个少年脚上的皮肤完全变黑了，手腕上有灼伤的痕迹，后背的下方有大片的伤痕，他的健康绝对是好转了，他说现在仅仅感到皮肤微痒，但是走路还是有点拐。然而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这个少年心灵的伤口愈合：一度被形容为快乐活泼的张文龙，现在已经对厨师工作以及任何其他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待在家里拒绝和同龄孩子有任何往来，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而自卑，现在他还经常梦见自己仍在曹生村的砖窑中。当我们告诉他砖窑主在二审中被判五年(一审是9年)，拐骗他的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时，他带着奇怪的笑容含糊地说道：“他们都应该判死刑。” 接触黑窑受害者并不容易：他们中许多人都试图用各种方式将这段悲惨经历抛诸脑后，对这段经历他们既感到愤怒又感到羞耻。一些人音讯全无，因为他们删除了自己的每个痕迹；另一些只是出发到城里找新的工作，成为百万劳动者中的无名一员，和他们构成了中国劳动市场中有着重要作用的民工潮。 我们与住在郑州郊区的一位母亲联系，想和她的儿子见面，去年夏天，她18岁的儿子成功地逃出了一个黑砖窑，但最终这个少年不愿意见我们，在我们快到的时候他出门了。不管怎样我们见到了这个孩子的妈妈张爱花，在这个家庭的暂住地见了面，他们住在郊区一个破旧的建筑物底楼昏暗的车库里，不大的房间被一幅窗帘分成了两半。 郝丁坡，这是少年的名字，他于2005年3月在郑州郊区的一个工地附近失踪，那时他15岁多一点，然后他在一个接一个的砖窑里连续待了两年半。2007年夏天他最终逃出来时，头发长到了腰，衣服上写着个编号，203。他的故事极其可怕：在砖窑里所有的奴工穿着同样的破烂制服，每个人都被给了个编号；他们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万块砖的任务，完不成的就被毒打一顿，并且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直到完成任务。有人试过逃走，结果被用棍棒暴打一顿，最后惨死，尸体还被放在厂房的地上，以告诫其他奴工。郝说他见过六个人这样死去。最终，郝丁坡和其他两个同伴利用打手们的疏忽，用叠罗汉的方式翻墙逃了出去。出来后他们不敢聚在一起，沿着不同的方向猛跑，直到分开，他们也不知道彼此的真名。 现在对于年轻的郝丁坡来说，砖窑噩梦已经结束了，他的生活回归正常了吗？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的：现在，就像以前，他在清晨起床和父母一起准备包子馒头等早点，卖给附近的居民和工地的工人，这算是个两三个小时的工作，但也仅限于此。一天中其他的时间他就在家里度过，在那个昏暗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他和父母一起打牌，或者用手机玩游戏。郝丁坡喜欢开摩托车，他母亲对他承诺“等家里有钱了”买一辆，但很明显，在这个愿望实现之前，他得等上好一段时间。他母亲深信儿子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最大的愿望就是一整天坐在床上和年老的父母打牌。虽然郝丁坡在夜里还继续做噩梦，在贴在墙上的画报里的几个女明星的注视中，在床上翻来覆去说梦话：到现在没人给他提供过任何方式的心理援助。他被囚禁的那个砖窑从未被找过，他同伴们的命运没人知道。 另一个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寻子父母的，他们在一年前曝光了黑砖窑的存在：一年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孩子或者在普遍的冷漠中还有人在继续找？ 如今，在2007年4月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个家长中，有5个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只有袁成，河北承德的一个农民，还在继续寻找。 袁成刚过30岁，但脸上的皱纹和被太阳暴晒过的皮肤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他的儿子袁学宇，去年才15岁，决定放弃学业，离家到郑州郊区的一个工地和几个老乡一起打工。袁学宇在2007年3月中旬到了郑州，头两个星期每两三天他就打电话回家给父亲讲讲生活琐事，一点也没有为辛苦的生活而后悔。然后3月27日他就失踪了。工友们说他下午到工地的楼下给一个同事拿个工具，从那时起再也没了他的消息。 父亲袁成抛开了农活，立刻跑到了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同时，为了挣几个钱，他做起了儿子以前的工作，这个工作比较灵活，每次有新的线索，他就可以放下手头的活，继续找儿子。现在，儿子失踪已经超过了一年，袁成继续在儿子被拐骗的工地工作，这个农民不得已成了工人。他很少有时间回农村的家，那里他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妻子承担起了全部的农活。 这位父亲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男人。他的笑容温暖了所有注视他的人，但是他的眼神很忧伤，经常陷入沉思。以前他很少喝酒，不抽烟，而现在他一支接一支地点烟。这段时间他有了一个忠诚的同伴：一个小型数码相机，这是一个志愿者借给他的，他用这个数码相机拍下了去砖窑找儿子的经过，给一些积极分子打算拍的纪录片采集材料。 虽然他是发起寻子联盟的六名家长里唯一没找到孩子的，这并不意味着袁成在他的寻找之旅中是孤独的。在通过媒体知道了黑砖窑的事之后，有许多其他失踪孩子的父母和他团结起来：每次出发去找儿子，都有至少六七个父母陪着老袁，而他们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家庭分散在河南的农村，想要不引起注意就找到他们并不容易，而且他们害怕曝光。但是，多亏了老袁的帮忙，我们跟四位勇敢的家长见了面，四位绝不放弃，拒绝放弃找到自己孩子的希望的家长。 苗立松是个中年农民，有着银白色的头发，稀疏的胡子和坚硬粗糙的手。他不得不卖了老家的房子，为的是继续找四年前神秘失踪、现在已经29岁的儿子苗全，几个目击者说在砖窑里见过他儿子。如今苗立松摆了个旧书摊，妻子在旁边摆了个摊子给人算命。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抬起目光，而是一直看着地板上某个不确切的地方，眼睛湿润。和他一起我们见了李玉章，一个寡言少语的农民，他坐了四个小时的公交车来给我们讲自己的故事。2005年初，他21岁的儿子在郑州打工时失踪，从那时起音讯全无。 为了和王小丽——2006年10月失踪的17岁少年陈昌的母亲——谈话，我们在河南乡间冒雨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很晚我们才到了她家，孩子的妈妈，爷爷和叔叔婶婶都来接我们。 几天前陈昌的父亲去了山东找寻孩子的踪迹，还没回来。家里很温馨，布置得很好，这个农舍有三间房：门很宽敞，客厅和父母的卧室，陈昌和他妹妹的房间都铺着木地板。在双人床的一边的小柜子上，放着一本《周公解梦》，而在门上和几面墙上都挂着带有十字和“爱”字的红色宣传画：我们从王小丽处得知一年前无奈的她和丈夫加入了基督教。原来他们也信佛教，还请好几位算命师傅给儿子算过命，其中一人说她儿子名字的字数有问题，有这种名字的人活不过18岁，王小丽花了几百元求了破解之方。信了基督教后，以前每天她和家人都要去附近的教堂祈祷，一直哭到深夜，但现在她说自己已经不信基督教了，什么都不信了。 陈昌和其他被拐孩子不同的地方是他以前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是班级第一名，年级27名，在失踪时他正认真地准备着高考，很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学习…… 陈昌的母亲把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东西倒在了床上：20多张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青少年的小照片。照片背后写着我们以前从没听过的一些名字。她告诉我们这些照片是寻子家长们遇到时互相交换的，好互相帮助。从这堆照片里我们抽出了五张，其中四个孩子被幸运地找到了，另一个孩子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在郑州郊区的一块地上被找到了，除了一些证词，没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在砖窑遇害。有关部门说是自杀的。剩下的照片代表着先后失踪的青少年，他们是毫无怜悯和同情之心的人贩子的受害者。 但希望还是有的。 在我们寻找失踪孩子的线索的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振奋寻子父母的事：柴伟(发起“寻子联盟”的六位家长之一)的儿子找到了，身体健康。 这个聋哑孩子于2007年4月失踪，一年来都没有消息，以至于这个父亲已经放弃了希望，不再寻找。当我们告诉其他家长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眼里的光芒，好像在巨大的迷茫中还有一丝乐观。在媒体已经不再对黑砖窑事件感兴趣，舆论已冷却的时刻，是这样的事情在家长心中激起了新的能量和新的勇气。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少数人的支持，就像博主Iam.V那样，他还在网上继续对这些人的近况进行日常更新，组织善款募集，保持对这个事仍感兴趣的人的关注。 这些父母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不感到孤单。在去年夏天的大排查之后，中国农村分散的黑砖窑大部分都关门大吉或者是蒙上了正规化的面纱，这意味着现在找孩子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黑煤矿，黑炼钢厂，其他黑工厂……对这些家长来说砖窑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一种心灵状态：不管怎样，这些父母的心永远都被留在了广阔农村的某个小砖窑里。 回家的柴长青依旧是谜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方颖 河南郑州报道 黑砖窑风暴过后一年，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依然在路上，回家的智障少年柴长青却不知从何而归。 5月13日，在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郭楼镇一条废旧的铁道间，失踪了13个多月的柴长青被派出所民警发现。 17岁的柴长青是个智障少年，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只会喊一个“妈”字。去年4月2日，柴长青失踪，没人知道这一年多时间，他到底流落何方，又遭受到怎样的境遇。和许多从黑砖窑中被解救的残障人一样，柴长青给不出任何的过往线索。 “长青、长青……” 5月14日凌晨2时，郭楼镇派出所门岗室外。透过玻璃窗，发起“寻子联盟”六家长之一的柴伟终于见到了寻觅已久的儿子。 在等待开门的片刻，这位父亲不停地用手拍打着玻璃，连连呼喊着“儿子”。看到父亲，柴长青一下从椅子上跃起，使劲凑近窗户。 柴长青是如何回家的？按照郭楼镇派出所副所长杨志醒的说法，5月13日18时许，杨志醒带民警巡逻路过铁道。柴长青竖躺在铁轨之间睡觉。杨志醒把柴长青喊醒后，觉得他很像几天前收到的协查通报里的失踪少年，遂将其带回派出所。 凌晨5时许，柴伟不容耽搁，连夜带着儿子回到郑州管城区的家。 回到家的柴长青，站在亲人面前，与之前判若两人：白净偏胖成了黑黑瘦瘦；走失时上身穿的小领黑色皮上衣，换成了沾有泥土的黄大褂；蓝色白条运动裤，变成了系着红腰带的“的确良”；灰白色的运动鞋不在了，脚上是露着脚丫的黑布鞋。脱下还算干净的外衣，里边“油光光”的内裤早已面目全非，但细心的母亲还是辨认出就是一年前离家时穿的那条。 20年前，柴家从河南省固始县移居到郑州。长青是在郑州出生的，有先天性轻微脑瘫，从小不会说话，但能听懂别人的话。由于有多动症，找不到接收的学校，长青并没有被送到学校去，而是妈妈和奶奶在家照看着。 长青的活动地点以家和小吃店附近为主。从家到柴伟开的小吃店，走路一趟20分钟便可。每到吃饭时间，长青就会乖乖地回家吃饭。有时候玩得忘形了，家人也很容易在附近找到他。然而去年4月2日的晚饭时间，柴家人却等了又等，找了又找，仍不见长青踪影。从郑州市区搜寻到郊区，70多岁的奶奶走坏了左腿，哭瞎了右眼。和每个寻找失踪孩子的家庭一样，柴家满城打印、张贴寻人启事，找媒体帮忙，偶尔接到一些据说能透露儿子踪迹的线索，最后都是被骗的结局。 2007年4月前后，郑州市媒体上的寻人启事一个接一个。6个寻子家庭最先走到了一起。他们失踪的孩子年龄相仿，失踪时间间隔不过20天，失踪地都是在郑州。由于柴伟是个生意人，有时间且体格健壮，自然而然跻身于寻子联盟的“领导”层。 去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开展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据官方通报，截至去年7月底，全国各地解救黑窑奴工1340人，残障人员367人。这些先天残障，或者遭奴役控制后被折磨成残障的窑奴回家之路，注定更加漫长。 被解救的残障人员中，柴伟没有等回自己的儿子。从河南到山西，再从山西转战河南。柴伟不知道应往哪个方向找，只要听说哪里有孩子回家了，就随机奔向哪里。 曾被转卖两次的黑窑奴工朱广辉，是柴伟寻子路上发现的唯一线索。2007年5月底，再次被寻子家长解救的朱广辉，说见过一个人，长得很像柴长青。朱甚至还模仿起柴长青不大灵活的右手摆放的姿态。“比我学得都像。”柴伟很肯定，那就是儿子。但是，其他窑工或包工头向警方的供述，推翻了朱广辉的指认。 现在，柴长青正在逐渐恢复之前的白净，只是手上、脚上的老茧还是厚厚一层，奶奶总说“像穿了厚袜子”。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妈妈问他这一年多都干了什么活了？长青总是先把手指放在唇边，一声“嘘”后，再到门口东张西望一番。若门口也无人，他就回屋里，弯下腰，架起胳膊，做拉车状。接下来他找来棍棒，挥舞敲打。然后就是封闭式问答。干活吃的是米饭？摇头。馒头？摇头。汤面？使劲点头。 至于儿子从何而归，柴伟还不得而知。“可能是汶川地震把孩子震出来了。”儿子回家，他已经有心开玩笑了，又能吃起了两大碗米饭。 柴伟在家陪了儿子半个月，越发怀疑儿子是在发现地附近的黑砖窑干活的。“即便不是黑砖窑，也是类似的血汗工厂。”他还想着追查儿子这一年多的下落，讨回公道。接回儿子后，柴伟再赴平舆县，希望能查找到儿子曾被奴役的地方，索要赔偿。和部分找到孩子的家长一样，他如今又走上了维权路。 最初发起寻子联盟的六家人，只剩下袁成依然走在漫无边际的寻子路上。顺着柴长青的线索，5月21日，袁成和两名家长到驻马店查访了四五十个砖窑。与之前一样，有的砖窑已从去年开始停产，有的砖窑刚刚停产，有的砖窑有些可疑。有时候，寻子家长们欲进去查看，砖窑方面坚守不让，便不可避免地起了冲突。

我还是持悲观态度.别说GCD没那么容易放弃一党集权,就是马英九也未必有心来跟大陆再次合作,他曾说过"台湾人民选我出来负责也好，当总统也行，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在我的任期内，大力发展经济，造福台湾人民，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的心满意足了，我更不想为了我个人的名义和头衔，闹得战火纷飞，民不聊生。"马英九和国民党肯定清楚连自家党干部里的异见分子都容不下而不择手段株杀的党派，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和平与异党和平共处．看看大陆那些＂民主党派＂的处境就明白了．他们何苦又来当傀儡？

值得称赞的思想，也许两党再度合作，扬长避短，才是中国未来要走的路！

但愿如此！

美国白领警示：“普世价值”是傻瓜提出，中国应对其说“NO” “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 原来我的认识就是每个人即“珍爱生命”又可以为了崇高“勇于牺牲”；即“自强自立”又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是从毛泽东那里和上帝那里得到的总结。 毛泽东鼓励中国人做到这样，上帝也鼓励人们做到这样。东西方找个最大公约数，大概就算“普世”了。 我从来不认为 “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专属。没有了中国价值的“普世价值”还算什么“普世”？ 但这些天，中国媒体口中的“普世价值”让我原本的认识模糊起来。其实到处都是“祈祷”，人人口中都念叨“天堂”，都喊着“爱”，就算和西方的普世价值接轨了吗？ 我请教基督教朋友，问她“什么是普世价值”？ 她反问我：“什么是普世价值？” 我说“所以我请教你，你是主的女儿，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 朋友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教会小组圣经学习，你来吧，我们组长一直让我叫上你。” 又去请教天主教朋友。问他“有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普世价值’吗？” 电话那头，这位一向老实厚道的朋友特别严肃认真的说：“I really do no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接着说了句“明天我打电话给你，我去图书馆帮你查。” 问了一圈，没有结果。又问办公室同事。同事第一个反映“你买新书了？作者是谁？” 我告诉他，不是。是中国一些媒体在感慨中国这次地震体现了“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同事重复着。其他同事也饶有兴趣的凑了过来。我怕我选择的英文词不准确，又把所有可能意思解释了一遍，确信大家都明白了我的问题。 同事A说“‘普世价值’，有这样的价值吗？” 虔诚天主教徒的同事B说“我认为是按照上帝说的去做就是。不过，中国人不是信仰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不是中国的价值？” 又一个同事C说“我觉着是我们（美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可以应用到全世界。” 我回答同事C：“我想你说的是中国媒体所指的，美国价值。” 同事D：“oh..不要。中国就有中国的价值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同事A附和“是啊，我觉着中国人很了不起，就保持中国价值很好，不要变得象我们一样。” 其他几个同事七嘴八舌，大多觉着这样的问题很有趣，他们从来没想过。 正好副总裁R经过，又把这个问题甩给他。R是个非常洒脱幽默的人，经常说退休后要竞选总统，自己号称将来竞选纲领就是要“解散政府”只留一个聪明的总统（他自己）就可以了。 “‘普世价值’？这是哪个傻瓜想出来的？”R问。 “是美国推销给中国的”，我说。 “美国傻瓜很多。中国应该说No.” R坚决的说。 “嗨，中国有些人很相信‘普世价值’”我说。 “你去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做自己该做的事，负该负的责任就是‘普世价值’。” R说。 “你不希望我们向你们学习吗？”我问。 “我们有什么好学的？ 中国很多方面比我们好得多。我将来当总统，就要把你们管教少年的制度学过来。” R说。 “‘少管所’”我说。R曾经详细问过我关于在中国“少年劳教”的问题。 “不过，我倒相信应该有一种东西，全世界的人都具备的，” 我说。 “我想是‘爱’” 一个同事这样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应该算“普世价值。” 同事C问：“除了‘爱’，难道不是中国人有最好的价值吗？” 我回答“我当然认为是中国人有最好的价值，但我们有些地位高的人认为你们是有最好价值的，” R不以为然的：“地位高的人笨蛋多；受教育程度高的，心理有病的多。” 我补充R说：“你知道毛是怎么说的吗？‘知识越多越反动’”。 R说：“看到没有，我说过我会是伟大的。”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笑了。 一个同事说“我喜欢这句话，毛的话。”

现在的国民党根本就是台独派占主导地位! 连国家统一都做不到,谈什么民主?自由?

呵，章兄此文很乐观！ 看看香港，看看澳门，我仍只感觉极夜漫漫。

您好，我是屈英杰。 举报八年，腐败分子平安无事，我不但差点被人打死，还连累七十八岁的老母亲被打折了三根肋骨没人管。因此上访却坐牢，并被鉴定成精神病。 就在会议室里他们只和我谈了一次，不到三个小时，十几天后这个精神病鉴定结论就出来了。把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实在是太容易了，也许只用二个小时就够了。 我实名举报腐败贪官，就是因为相信政府，相信做为举报人，我的人身安全能够得以保障；相信最终正义能够得到申张，相信腐败分子能够得到惩处，相信百姓的利益能够得以维护… 面对着喝干了我们工人血汗钱的蛀虫，做为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只不过是站出来反抗了而已。没想到“ 他们”却用如此的“结论”来回击我的“抗争”，实在是让我心寒意冷。 请大家点击屈英杰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aoyu124319130 看一看，一个曾经进入国家500强的国有大型企业是怎样衰败的？ 看一看一个实名举报人举报八年的悲惨结局。

没有民进党的逼迫，国民党也不会有这一次本质上的进步。
党派之间的制衡就是这个规律，你要想让我下台，你就得比我更顺应民意。
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任何党派都有实质的竞争对手了，人民也就开心了，

只要哪个党派敢把“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口号挂在嘴上、落实到行动中来，就必然会受到民众真心的欢迎和支持！ ................................................ 唉，D最大，官僚最大。 什么人支持？？？？？？

当我看到吴伯雄访问大陆的新闻时,这个念头也在我脑海闪现过,但随即付之一笑.看样子想到这个的人肯定不少,不过依照当前形势,相信这个会发生的人我想不会太多.

时光倒退60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若彼时的国民党也以“人民最大”为归依，彼时的共产党也持同样的理念，那么两党的重庆谈判就会为中国开启一个民主的明天。 可惜彼时两党的最高领导集团都没有如此的理念和胸怀，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着想，而是汲汲于个人权力和集团利益，最终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内战，千万同胞死于非命，而后建立的新中国也遭西方世界封锁几十年，丧失了向世界融合的大好时光。 赞同

知道美国是怎么报道别人的灾难吗？ 1。当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在俄罗斯控制人员遥控下堕入大气层时，全体俄罗斯科学家都黯然流泪。而在场观察的美国官员则全体起立鼓掌拥抱。庆祝没有对手了。 　　 　　2。当CNN报道我国南联盟使馆被炸的新闻时，他们的播报员播完新闻后用幽默的口气说道：“我们可不是真想炸你们”，说完笑了笑。另外一个访谈节目里，主持人则装做不解样子说“真不明白中国的使馆怎么建在了我们的导弹靶场”引来美国嘉宾的一阵大笑。 　　 　　3。当王伟遇难后，美国飞行员回来后，也是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问：“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另一个人说：“叫wang wei”。那个主持人装做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叫wrong way（错行），难怪撞死了”。

哈哈，章友真是“读书人”！

也许中国的民主进程，还得靠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合作，完成他们60年前未能完成的使命。

借贵地发布一篇还没有看完的好文. 　　现居美国的前中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日前获得一篇题为《叩访富强胡同六号》的文章，作者记录了2004年夏末访问前仲共總書記赵紫阳的一次谈话。陈一谘反复求证，认为这篇文章内容可靠。这也是外界至今为止发现的赵紫阳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谈话记录。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和赵紫阳家有很好的友谊。陆肆以后，随着当局对赵紫阳的看管越来越严，在中國政治氛围中自然而然训练出的谨慎使我家渐渐和他们断了联系。今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赵紫阳的儿子联系上了。对于我，赵紫阳不仅是在中國改革开放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领袖，不仅是制止血腥屠殺的伟大政治家，而且是长辈，是亲人。如今，经历过陆肆以及了解改革开放初期之艰难的正直的中國人，都会对软禁于破旧小院的赵紫阳心生同情，而我更觉得不能不为他做点什么。我非常想见到他，哪怕仅仅是向他传递一分敬重，一分爱戴，让他知道，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國人在惦念着他。 　　夏末的一天，我在细雨中来到富强胡同。 　　紧邻着繁华的王府井，小胡同越发显得苍凉静谧。6号院灰墙上围着一圈铁丝网，门旁墙上镶嵌着的“北京市重点保护四合院”石匾旁注有“D开放单位”的提示，身着黄绿军装的两个警卫站在大红门口，在周围的古旧灰暗中显得十分扎眼，这一切都暗示着住户的不同寻常。我走上前，警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赵家老五。他让我按门铃。门铃响了以后，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再自报找老五，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挺客气地问我，你有证件吗？我拿出身份证，原以为他看一下就还给我，没料到他说，一会儿再还给你。后来知道，来客的证件都要登记。 　　从旁边绕过大概是工作人员住的前院，小通道上有一排白栅栏，有人搬开栅栏让我进去，我就到了赵家人的居住区。 　　五军已在等我，把我带到老爷子的屋里。 　　这个房间坐南朝北，一大排窗户面对院子，但按照老北京的习惯，这并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房子。东墙一排黄色的书架，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机关用具，一张黑色大写字台上零散地摆放着书刊，旁边有一张电动按摩椅，椅子前面放着一个红色的铁皮暖水瓶，是那种在很多人家里早已见不到的旧式暖水瓶，他自己倒开水。椅子后面放着氧气瓶，西墙一排电视音响，两个单人沙发靠着南墙，门口还有一个塑料三角架摆着杂物，陈旧的地板已被擦得红漆脱落了。这就是赵老爷子的书房兼客厅。 　　坐在按摩椅上的老爷子站起来迎接我。他比15年前最后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我握着他的手，说，赵叔叔，我们很想念你，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他说，知道知道。 　　我在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来。我说，五军说你肺不好，说话气喘，那我给你说点外面的事情，你要是累了，或者不该说的，五军提醒我，我就不说了。老爷子说，没关系，我能说话。 　　我告诉他今年最受关注两本书是《往事并不如烟》和《中國农民调查》，他说，“我都看了。” 　　“你知道后来被禁了？”我问。 　　“知道，分两个阶段，先是不宣传，不批判，还有一个不什么？” 　　“不炒作吧？”其实我也说不大准。 　　“后来不让卖了。”老人接话说。 　　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他也看了，还知道《南方都市报》案任仲夷、吴南生都给省委写了信，还是判了8年。 　　我说：“你消息很灵通啊！” 　　老爷子有点得意地说：“有些人告诉我各种消息。” 　　我说，我给你讲讲我在黨校了解的情况吧。 　　我就讲了黨校教授怎么把各种观点往“叁個代表”的筐里装；讲了关于法制建设、黨大还是法大的不同观点；讲了一黨專制与皇权政治的比较，讲到一个教授对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忧虑，说“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真正实现法治，我是看不到了，我的儿子也看不到，我的孙子能不能看到我不敢说”，等等。他听得很有兴趣，说：“黨校现在很敢讲啊！” 　　我说，我听的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教授照本宣科讲老话，有三分之一比较左或者说是教条，而有一些教授讲得相当客观甚至前卫，很尖锐，很实际。我感觉黨校许多教员都有过出国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的机会，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了许多研究。 　　老爷子说：“现在中國的明白人越来越多了。” 　　他顿了顿又说，“其实现在的领导人也明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现在的领导人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他们不知道要把中國带到哪里去。 　　中國的一黨專政是历史形成的。共產黨认为打了天下就得坐天下，中國老百姓也认可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老传统。问题在于，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列寧主义建设的黨，它控制了全国的所有资源。过去搞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也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区别，毛主席也不过是建个别墅嘛！可是搞市场经济了，私人拥有资本、财产合理合法了，共產黨就必然会腐败，有权势的人必然会利用他们对资源的控制权把社会财富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一黨專政下搞商品经济，肯定会产生腐败。但是像中國这样，腐败的面这样广，腐败的速度这样快，腐败的程度这样严重，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审计署最近审计出许多严重案件，各地贪官也杀了不少了，没用！共產黨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厉害，但是和中國比，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中國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 　　这时候老爷子的小女儿纽妞进来了，我们打过招呼，老爷子接着刚才的话题，愤怒地说：“中國现在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也坏，但可以逐渐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而中國这个最坏的资本主义不可能走向进步！” 　　我说：“其实，也可以有些办法限制腐败呀！比方说，给媒体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对各种贪污行为、对各种违反科学的决策及时曝光，可以使官员的行为有所顾忌，这是对黨有利的呀，而且成本很低，可是为什么中宣部老是阻止舆论监督，老是限制媒体呢？” 　　老爷子说：“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裂开一条缝，各种矛盾冲出来弄得不可收拾。他们必须维护他们自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的既得利益。胡溫，不知道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想，即使他们有想法，也很难，要得罪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很难。” 　　我问：“那以后怎么办呢？” 　　老爷子说：“没治了。”大概是看出我没想到他竟用河南口音说出这句北京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写着“治”字：“就是北京人说的‘没治了’。没有办法了。” 　　他咳嗽了一下，接着说：“有人给我讲清末的历史。戊戌变法不过只是一些改良而已，比起后来的晚清新政，新政的变革还彻底一些，但慈禧不能接受，把变法鎮壓了。到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也知道政权已经烂得无法维持，后来她自己搞新政。可是晚了，新政推不动，孙中山就领导辛亥革命了。” 　　“中國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问。 　　“谁都不愿意出现剧烈动荡的局面，包括海外的民運人士，也不希望中國通过暴力动荡改变旧体制。可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到社会情绪无法承受的时候，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聚精会神地继续听老人说：“中國当时有一个历史机会，中國只有一个人能够搞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鄧小平！”他加重语气说：“只有鄧小平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搞经济体制改革，鄧小平是下决心的，他看到中國穷，他要发展经济。 　　鄧小平的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他多次说，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就有钱壮大军事力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强国。他希望中國强大。我和他共事这么多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后来经常引用他的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是说制度好坏人不能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的那个讲话，不知是在哪个场合讲的，我没有听到。他好像以后也不再这样讲。 　　鄧小平很看重效率。他不喜欢讨论，他喜欢高度集权，甚至决策人越少越好。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苏联出兵阿富汗。他说，政治局开个会，第二天就出兵了！美国能做到吗？美国谁是政府？总统是政府？国会是政府？议会是政府？谁说了也不算，一个事翻来复去讨论半天也决定不了。 　　鄧小平喜欢说‘拍板’，他常说，看准了的事就去做，就‘拍板’！他不喜欢讨论，后来也反对争论姓资姓社。 　　他不喜欢权力分散。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时候，他打电话来特别强调：‘你可不要有三权分立的意思呀！一点影子都不要有！’体改委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计划，他大概也只是翻了翻，看看有没有讲三权分立。我认为,他希望共產黨强大,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设想。即使想过改革政治体制,但当他看到波兰团结工会闹大了,出了问题,认为不能搞了。” 　　我问：“领导人如果好，那中國就好，如果不好呢？把国家的命运交给几个人，这不是很冒险吗？我是说，这个赌注下得太单一，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很注意接班人。”老人说。我不想讨论接班人问题，太敏感。 　　我接着问：“那个时候邓家也有人到美国留学了，没跟他介绍过美国的政治体制吗？”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政治小说《遗嘱》(编者注：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出版)，里面描述了邓的子女和父辈讨论各种体制的情景。 　　老爷子依然很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时候出国的人还没认识到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另外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鄧小平不喜欢聊天，他不爱说话。”我说，这从他子女对他的回忆文章里也可以看到。 　　“他和毛主席不同，毛主席喜欢聊天，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也许让听的人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可是他爱聊。鄧小平不爱说话，他意志坚定，性格刚强，但是他不想搞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就更难了。” 　　这时候我问：“如果不发生陆肆，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 　　“为什么？” 　　他好一阵没有回答。妞妞催他：“人家问你为什么不能，你还没回答呢！” 　　老爷子缓缓地说：“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我没再继续问“实力”究竟是什么。 　　老爷子思索着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黨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黨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他忽然想起似的说：“那个字是我改的。原来说‘共產黨领导下的多黨合作’，我把那个‘下’字删了。我注意过，一直到现在都是说‘共產黨领导的多黨合作’。” 　　五军插话说：“‘领导’和‘领导下’有区别吗？” 　　老人有点自嘲地说：“唉，也是文字游戏吧。但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去掉这个‘下’字，表示各政黨之间是平等的。改这个字的时候没作解释，没炒作，改就改了。如果解释一下，也许还改不了。记得一天凌晨，当时在人大工作的鄧小平的女儿给鲍彤打电话说，我们家老爷子对发展民主黨派的话是随便说说的，不能当真，可别写进报告。邓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搞，民主政治会缓慢推进的。”他的声音透出一种冷静的自信。 　　我说：“如果缓慢改革，激进派会指责你改革不到位，保守派会攻击你改乱了。” 　　老爷子说：“是的，所以说，我没有实力呀！” 　　我问：“那个时候你们体改委有没有一个改革蓝图呢？比方说，那几年我们的报纸上就讨论过国体、政体的问题，我就很想知道中央对未来的国家有什么构想，五十年后国家体制是什么样，八十年后什么样？” 　　老爷子说：“没想得那么远，很难制订时间表。中國的改革只能一步步走，边改变看。” 　　话题说到领导人和国家的关系。老爷子说：“毛主席对国家发展是有想法的，他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會主義。他羡慕苏联的经济发展，但对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造成国内的恐怖气氛，他是反对的。解放以后他搞三反五反，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國。他说急风暴雨的階級斗争已经过去了，以后要和风细雨了，我想这都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当时苏联认为我们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修正主义呀！” 　　这和我对毛澤東的认识有不同，我说：“毛澤東不是自己都说是阳谋吗？” 　　老爷子说：“那是后来的托辞。原来社会上呀，民主人士呀，都说共產黨的好话，一让提意见，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有的很尖锐，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说要‘硬着头皮顶住’，鄧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说放长线钓大鱼，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对当时的大鸣大放，各级干部有意见；后来反右派，民主人士说是‘阴谋’，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击黨外人士，也是对各级干部的一种交代。共產黨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 　　当然，这以后毛主席就越搞越乱了。” 　　他挥挥手：“唉，现在说这些没意思了。” 　　他更关注的是中國的未来，是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赫鲁晓夫是想改革的，但时机不好，太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值得研究。他先搞总统制，以总统的身份搞改革，不是以共產黨领导人的身份，就和共產黨有区别了。苏联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尽管现在问题很多，但是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俄罗斯是有希望的。很明显的是，尽管有困难，谁也不愿意回到过去，回也回不去了。” 　　老爷子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改革造成苏联解体，这是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非议，是指责最多的问题。” 　　我插话说：“苏联的民族矛盾本来就很突出，加盟共和国的体制也是相对松散的，苏联解体很难避免。” 　　老爷子说：“是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呀，如果开明一点的话，早该让他们獨立了。但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很早就归属俄国，如果处理得好，是不该分离出去的。苏联的萨哈罗夫还是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任尼琴，曾经写过一个建议，如果按照他的思路，苏联的改革可能步子会更稳一点，社会动荡会小一些。” 　　他接着又分析原加盟共和国和现独联体国家的过去和现状……这些话题远远超过了我的学识，我已经跟不上他的思绪了。看看对面的挂钟，已经交谈了近两个小时，而且主要是老人家说话，我怕他累了，就提出告辞。 　　我和老爷子拍了合影，祝福他健康，愿他多保重。临别时他说：“我们今天只是随便聊聊啊。”我说：“你放心，我知道。”我到后院看望了他的夫人梁伯琪阿姨。梁阿姨因青光眼已经双目失明，去年患了一次中风，头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但她还能清楚地说出我们家人的名字，这让我和妞妞高兴不已。 　　走出小院，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想到老爷子能和我讲述这么宏观的政治问题。欣慰的是，软禁生活并没能禁锢一个政治家的头脑。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这位85岁的老人思维清晰，反应敏捷。我深信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一定还有许许多多对中國未来的思考，它们应当留给中國人民。我还有机会聆听到它们吗？ 　　三个月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再见到这位老人。但是和他的子女保持着来往。老人的病情发展很快，现在已经24小时都需要吸氧了。他的儿子告诉我，8月中的一天，大约是在老人家又一次住院回家之后，赵家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管理提出了许多意见，比如经常断电不能保证制氧机的工作等等，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到富强胡同看望了老人。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 　　老人听来人说过寒暄问候的话之后，突然说：“有一句话请你如实转上去，如实！因为我以前说过的许多话，传上去之后就变了样。 　　我要说，我已经被软禁十几年了，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就是终身软禁。这是要写进历史的！这对共產黨的影响将是很坏的！” 　　今年10月17日是老人的85岁寿辰。我祝愿他健康，祝愿他长寿。可上苍留给他的时间还有多少？留给当局的时间又有多少？ 　　2004年10月10日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丢弃那些不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泊来主义，求民族之大同，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这篇文章很符合当前形势，适合国情，适合猫眼人的胃口，可以转发猫眼看人吗、

就算当年两党的口号都一致，也还是要决雌雄的！

美国不怕做孤家寡人 爱尔兰外交部近日宣布，来自111个国家的代表在经过10天的激烈讨论后，终于就有关集束炸弹的禁令达成一致意见，通过了一项条约草案。预计正式条约签署仪式今年12月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该条约草案要求参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生产、运输和储藏这种杀伤性极强的炸弹，已有的集束炸弹库存必须在8年内销毁。草案还呼吁为集束炸弹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尽快清除一些国家或地区未爆炸的集束炸弹。 爱尔兰外交部长米歇尔·马丁说，草案是对"人道主义的真正贡献"。他说:"草案文本用词严厉......但赢得所有代表支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声明，对111个国家通过禁止集束炸弹条约草案表示欢迎。据联合国网站报道，秘书长敦促有关国家尽快签署并批准该条约，以使其早日生效。 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对草案也大加称赞，并承诺淘汰英军武器库内的集束炸弹。 但美国反应冷淡。美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姆·凯西说，美国将继续参与联合国主导的禁用集束炸弹谈判，但要"寻求达成自愿遵守的集束炸弹使用规则"，暗示草案不会影响美国继续使用集束炸弹。 美国难道不怕遭到世人的指责和孤立吗？ 不，美国好像是从来不怕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美国都不怕。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几十年来，在对古巴贸易禁运问题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决议，要求解除，可是美国（外加两三个"随从"）就是反对。2003年，"美洲国家组织"一致通过决议谴责委内瑞拉未遂军事政变，唯独美国一家不同意。在外空非军事化问题上也大体如此。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始终有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标准，从来不怕做孤家寡人，不怕"光荣孤立"。 美国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过集束炸弹。这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西实际上也把话说得很清楚：诚然，"美国关注集束炸弹带来的人道主义问题"，"但集束炸弹军事作用显著。销毁集束炸弹将威胁到美军及其盟友军队士兵安全。"既然如此，还管它什么对平民的大规模杀伤呢！

只有有限的民主，才能让国民党在以后多党执政时赢得机会，但这要绝大多数大陆百姓从心底建立起对国民党的信任和信心。而且这是一个国民党比较难以接受的过程。

只要哪个党派敢把“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口号挂在嘴上、落实到行动中来，就必然会受到民众真心的欢迎和支持！

"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国共两党在与时俱进!

中山先生当年的共和理想既不是老蒋的路线也不是老毛的帝国。阻碍民主中国的多是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因为中国多的是未开化的国民和占地为王的地主。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 马英九领导的台湾算是中华大地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制度。努力消除隔阂，融入世界大同。 孙先生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国共的再一次合作，中国很有希望。关键是，民间已经渐渐准备好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