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的博客

天目居士 -- 2008年7月18日13时23分 奥 运 邀 请 达 赖 与 否 网 上 论 战 观 感 一箭可三凋：邀请达赖好： 安外也安内，天下归心早。 运筹存一念，谋势奇为妙。 良机不我待，清景再难描！ 2008年7月18日星期五 注释：“清景再难描”一句化自苏东坡“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杜光：不要错失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 （时政小议之五十五） （一）可喜的进步：从“三个停止”到“四个不支持”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一行5人，于7月1日、2日在北京再次举行接触，进行了坦诚、宽松的会谈。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了达赖私人代表。杜青林在讲话时表示：“达赖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统战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可以说，中央‘四个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重要进展。” 从前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到现在的“四个不支持”，毫无问题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我在两个月前发表的《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曾经呼吁“取消‘三个停止’”（希望达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认为“‘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因为坚持“三个停止”，意味着把达赖看成是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首恶和黑手，在这个前提和基调下，要取得积极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四个不支持”就不同了，它承认达赖没有参与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活动，只是希望他不要支持这些活动。这就为下次接触和进一步的协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依然有着不和谐的音调。他说：当时提出“三个支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完全必要的。‘四个不支持’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更加具有操作性，更便于达赖方面接受，也是我们为使接触能取得积极效果向达赖方面释放的善意。”这几句画蛇添足的解释，使我想起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在最后平反改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一类的话：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当时批判你也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你。这种自命始终正确的思维方式，只能贻笑大方。当然，以“四个不支持”取代“三个停止”，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关于“三个停止”的自我解嘲，还不至于影响这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但为时两天的接触，进展仅是“中央‘四个不支持’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还停留在表态性的问题上，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多少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达赖私人代表的下一次接触将在年内举行（有消息说是定在10月，但尚未得到证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望决策者充分重视并珍惜这一轮谈判的机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深思熟虑，比较彻底而妥善地解决西藏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诚意+宽容和解精神 我在《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还谈到，为了“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第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第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第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第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在这四个方针性问题上，关键是要有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解开西藏问题的钥匙。希望在今年开始的下几次接触里，中央政府能够以宽容和解的精神，积极地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在接触谈判的双方里，中央政府是掌握主动的强势一方，谈判协商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一方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要中央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又能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下几次接触一定会取得使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前面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不可能在几次会议上就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但就某些发展方向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诸多难题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问题是可以也应该及早解决的，如达赖回国问题，中央政府就过去的对藏政策表态问题等，可以在晤谈时探讨一些操作性的细节；还有一些问题则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如建立更加充分的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党政分离，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以在原则上交换意见，求得一致；有关如何落实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画出前进的路线图，从容计议。 达赖近几年来曾经多次表示回国的愿望。他在今年5月19日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出，他希望结束流亡生活，重返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同时又提出4项条件：1、开放西藏，接受外国媒体访问；2、容许外国医疗队进入西藏；3、释放所有政治犯；4、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对于达赖要求回国的愿望，应该表示欢迎。他所提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在我国法律的范围内，接受4项条件中的合理成分。目前急需决定的是，是否同意他“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同意的利大于弊。鉴于奥运会日益临近，希望当局早作决策。 如何在西藏实现更加充分的自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期望几次晤谈就能解决，但探讨有关自治的原则和框架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需要制定一部《西藏自治法》，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规定西藏自治的区域，政府的构成和职权及相互制约，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及职权的划分，政党和宗教的地位，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可以在这几次接触时交换意见，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协商和正式立法铺平道路。当然，其中也有些问题是可以在晤谈时取得一致的，如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达赖不久前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采访时说，他并不争取“大藏区”的独立，只是要求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文化自治，当然可以从容讨论，但藏族自治区的地域只限于现有范围，不包括青海、四川等地的自治州县，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下次接触时确定下来。其他如取消“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达赖方面也应该有所承诺，并提出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在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藏族文化等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达赖方面的意见。总之，要争取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必须充分地交换意见。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出宽容和解的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在今年的两次接触，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中央政府从第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改变为第二次接触的“四个不支持”，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折；在达赖方面，达赖本人再三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不主张“大西藏”，希望回到国内，愿意以观众身份参加奥运会，为汶川死难者祈福，等等，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和解的诚意。这就使接触晤谈的双方，有了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希望中央党政领导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几次接触，务求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轮接触晤谈的成功，不但可以有效地抑制藏独势力，消弭藏独危机，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的西藏模式，提供初步的基础。这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改善自己形象、提高自己威信的大好机会，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良机。 2008年7月13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8-7-14 本站发布时间：2008-7-14

可否告诉在下西藏事件起因。谢了

徐博涵： 列宁晚期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与斗争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 政治 ------------------------- 【内容提要】列宁基于对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的科学分析，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各民族无产阶级尽可能紧密地联合起来；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结构上，认为最佳形式是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大国制，但同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联邦制作为过渡形式；晚期坚决反对俄共(布)党内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各独立民族共和国平等、自愿联合，与斯大林等人的“自治化”主张发生尖锐分歧。 【关键词】列宁 民族理论 党内分歧 【作者简介】徐博涵，1935年生，现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安 710065)

列宁反对独立民族共和国“自治化”的方针，维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国内各民族平等自愿联合，反对对弱小民族采取简单粗暴态度和高压政策，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对斯大林等人的思路和做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是前后一贯，首尾一致的。绝不像联共(布)党内某些人说的是什么偏听偏信，一时冲动的表现，更不是什么由于受到假情报欺骗的结果。 列宁关于民族和批评“自治化”问题的口授文件，在斯大林生前始终在苏联没有公开发表，而只在1923年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代表们念了一下。直到斯大林逝世后，在1956年《共产党人》杂志第9期上才第一次公诸于世。就在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明知列宁表示站在“受欺侮者”一边，却继续大批穆迪瓦尼等人；他明知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大民族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提法是列宁的意见，却打着批评布哈林发言的幌子，宣称创造出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就是“胡说八道”. 俄共(布)十二大不顾列宁的信件批准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结果，在第三个回合中，由于列宁重病缠身，无力顾及，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的思路和做法实际上占了上风。这对以后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苏联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是，斯大林时期对列宁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偏离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之一。 ——徐博涵： 列宁晚期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与斗争 （摘录） （徐博涵，1935年生，资深学者，民族理论专家）

中共中央转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1980年4月7日）和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3月31日）这两个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意义重大的历史文献指出： “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第431页） “……我们各级党组织对宗教问题，一定要采取列宁所指出的‘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第432页） “……自1957年以后，我们对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发展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结果使宗教活动在秘密和分散的状态下得到某些发展……”（第434页）

其实，只要通观毛泽东建国以后在民族和宗教理论及其政策方面的言论，就可以看出“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正是其极左理论和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准，甚至比晚年从语言学角度指出文化问题具有某种超阶级性的斯大林，毛毕生坚持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见《实践论》和《毛主席语录》）的阶级中心主义简化还原论的粗鄙观点，也可见其哲学思维水准之低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哲的基本原理，更不要说对马哲局限性有所反思和突破了。这是科学研究毛文化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和思想必然得出的结论。 这里顺便提一下，斯大林晚年写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也曾被中共学界列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斯大林为什么会插手语言学问题？俄罗斯语言学博士米哈伊尔•维克多罗维齐•戈尔巴涅夫斯基于上世纪90年代写就了一部20余万言的著作——《世初有道——揭开前苏联尘封50年的往事》披露了这段历史。对前苏共思想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这本书。在前苏共历史档案已经公开，据实研究有关历史的学术著作大量出现时，中共学术界教条顽固派谈论苏共党史问题竟然还固守斯大林炮制的系统谎言、延安整风时奉为金科玉律的《联共（布）党史》框架，不敢越雷池半步，可见其头脑僵化到了什么程度！

发人深省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年时间内，西藏“十年浩劫中区域自治问题上‘左’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纠正，甚至三中全会后，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根本转变。”“1980年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胡耀邦、万里同志在我区考察期间，强调民族区域自治问题。胡耀邦同志指出我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要办好的六件大事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自治的自治权利。”（1984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在拉萨出版的《西藏自治区概况》第399页） 当时“左”的影响在西藏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从万里前委员长1984年5月25日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部分牧区代表座谈会时的谈话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可窥全豹：“耀邦同志和我到西藏时，发现‘一刀切’可真厉害！那样穷的地方，也都人民公社化了！阿里地区地广人稀，有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坐着吉普车跑几天回不来，不晓得到哪儿去了。有的县找不到一个会计，还搞什么公社化！”（见《万里文选》第359页《加快牧区改革的步伐》一文内容）

“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在民族工作领域的主要表现，是污蔑建国后我国在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中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认为“民族问题已不存在”，把民族问题完全混同为阶级问题，认为搞区域自治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纵容反动势力“搞分裂”、“搞独立王国”。在此背景下，许多民族自治地方被非法撤消、归并。大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蒙冤受辱，少数民族地区被无端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和错案。 70年代初，随着对教育政策、民族政策的调整、落实，这方面问题有所触动。但是四人帮极左政治控制仍然是主导方面，例如西藏自治区，“文化大革命”中全区推荐5260余名工农兵学员到区内外的大、中专院校学习，这些学员入学后尽管也学到一些文化和科学知识，但是极左错误思想和观念的灌输对他们影响不小，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的拨乱反正阻力较大的原因之一。当然责任不在这些干部，不过如同内地文革期间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需要清理和教育一样，这样的工似乎也应在西藏适当地搞。

○ 国际共运史上民族理论错误溯源（节录） 国际共运史上民族理论方面发生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独断论出发看待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问题，认为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反映”的唯理性主义的、大一统的文化（亦即“天下大同”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文化）最终取代多元、多样的民族文化，“全部社会生活都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二是把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民族文化的变迁看成是同步过程。 前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是人的本质理论思维基本立场的唯理性主义、历史客观主义错误，也就是把人的本质看成可以科学的对象化意义上把握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塑造的历史客体和工具，忽略和遮蔽了历史地形成和变迁的人的本质所蕴含的生物遗传表现型和文化进化表现型这样的主体性内涵，结果难免造成人的本质理论分析范式的非生物化、非个性化或者去生命化、去个性化，也就是“无条件的自由观”——其人性理论预设“不仅是不可信的，而且从学理上将也难以成立，它将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自由”的本体论哲学错误。 这在对人的生物性、文化心理性及其社会结构性表现的实证科学研究获得的新知识已经上百倍于马克思时代的今天，并不是什么难于发现的问题。当然，如果把马克思的学说偶像化、教条信仰化，当然就不可能这样看问题了。臆想中的神必然全知全能。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局限（比如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知识的局限），马克思的自由观缺乏生物进化和文化变迁层面的理论分析，其“人的发源地是一个自然存在的”表现主义的“作为一种充分展开了的自然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充分展开了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人”概念，与“通过在科学实践中对象化它（作为客体的人——引用者）来支配自然”，亦即作为“历史必然性”的“自觉”体现的“自由人”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矛盾实际上没有实现“在表现主义的实现和科学的对象化之间的综合”意义上的理论整合。使后继者或者由此，或者由彼出发推演自己的人性观和自由观，难免各执一词。 总之，文化同质化、也就是任何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大一统理想所持的认为人性进化的文化和个体差异性、分化性可以而且应当“科学”地“改造”和消除，是一种有害的空想；因为无论生物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人类物种统一性层面的进化，都是以物种适应最大化为内在目标的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变异多样化的复杂性自组织选择性整合为前提的。 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文化和政治实践的角度讲，目前需要而且可能明确的问题是：简化还原论或者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独断论意义上的人性观和自由观是一种有害的空想，邓力群、胡乔木先生这方面的观点就是一种反科学的人性空想的粗鄙理论表现形式。 当然这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认知失误，而是中共乃至整个国际共运这方面的理论局限的表现，比如直到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样的“红头文件”中也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摆脱一切异己力量支配的时代，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们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终归是可以“造成”的。 显然，这种说法蕴含的理论错误最终还要追溯到前面指出的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局限的。鉴于科学主义幻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独断论目前在中共上层还有很大影响，我认为理论上和政治上澄清这个问题当然意义重大。但是把理论错误直接等同于政治错误的思路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对这样的人要耐心等待、教育，但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绝不能委以重任！该调整要果断调整，否则他们就会形成派系甚至帮派！

您的所谓“政治头脑”就是独断论这么几句话？真有政治头脑要有效论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而不是自说自话地强加于人！ 恕我直言：您骨子里还是文革劣质政治作怪，把喊口号当成讲政治，可悲！

文化是诉诸人们内心的趋向和选择的，是社会自组织秩序扩展的产物。文化不可能由权力来“制造”。反过来，“政作民之所好”——文化价值应当成为权力运作的精神轴心。 普通人不可能有复杂的理论思维，但每个人都有直觉能力。正是民众的价值直觉，首先是诸如正义感之类的道德直觉构成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创制者。 一个压制民众这种社会历史本体直觉的社会，只能是日趋病态的社会。 中华古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中的“天”的含义就是文化权威或者文化领导权。 “听”和“视”可以看成民众的价值直觉。尊重这种直觉，就是“民粹主义”？就是“恶质民主”？当然不是。当然也不能仅仅限于这种尊重。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执政者把个人或者某种特殊群体的价值偏好、认知偏好和利益需求置于天下人的“视”、“听”之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政作民之所恶”，那就必然大“失人心”！ （年大六 2005年11月21日4：36）

比如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那位大姐一票弃权。

看看两位山东来的匿名来客趾高气扬的“训示”，也可大约推知有关决策层的“水平”，他们的教条思维惰性抑或私心使然，不大会择善而从。 但是中共毕竟80年历史、六七千万党员，有理由对中共仍然寄予期待——我这样想，否则也就不会在这里“喋喋不休”了。

附注： 1966年9月18日，林彪元帅在接见军事政治院校讲话时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他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对此，陆定一、彭真、罗瑞卿等都曾经提出异议，有的高层人物（比如陆定一夫人）私下认为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是别有用心的。 最近极左帮派“理论家”秋石客还在一篇“研究”文革的文章中继续诬蔑当时党内在理论学习问题上反左的正确意见，说什么“难道让亿万群众去读《资本论》才是复杂化、高雅化吗？”不屑于研究马恩经典著作溢于言表。 可是当时本人还是20出头的青年军官，而且是警卫部队一般机关干部，哪里可能知道上层政治风云诡谲凶险！仍然自顾自钻研列宁原著，被隔离时还正在阅读梅林著《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中译本。于是“顺理成章”被一些人看成“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揭发、批判”。

这位来自山东的匿名访客讨论问题中暴露出来的红卫兵大批判思维模式，的确值得认真分析。文革中红卫兵与被批判对象辩论的预设前提是有罪推定，他们批判你，动辄斥责你“离题万里”、“借题发挥”，不让你说下去。因为他们预设对方“有罪”，你只有讲他们认为你认罪的内容，才算不“跑题儿”。 这位匿名来客预设邀请达赖就必然意味着他认为的“分裂国家”，理由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了达赖是“独立政治实体”。 懂一点形式逻辑的，就知道并不存在这样的推理关系。 即使就照他说的，设定达赖是政敌，邀请他就一定意味着承认他的政治合法性？当作宗教人士、文化人士邀请怎么不可以呢？ 实际上西方民间绝大多数人正是认同达赖这样的身份的。 至于这样一来在政治上是否会出现消极后果？主动权还是掌握在中央手里嘛。如果对方以此作为独立的资本，我们不承认，我们邀请你是以宗教文化人士的身份邀请的嘛！其实人家达赖作为西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已经一再声称只谋求本民族的文化自治，并不谋求政治独立。 这里的关键还是中央有实力在藏族同胞聚居地区维护政教分离的文明宪政政治体制，文化自治不等于搞神权体制。实际上人家达赖也从未要求搞政教合一政体。 总之，邀请达赖不存在山东这位匿名来客说的政治危险，反而对中央有不少积极的意义。这方面博主说的很实在，不赘。

要言不烦（180）：中共信仰文化政策返本开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 一位民间学者私下议论发出的紧急呼吁 政治，的确可以比喻为某种“社会力学”：一种把无序互动的社会“湍流”、“乱流”因势利导地整合为方向确定、张力适当、有序互动的“历史潮流”的社会“流运动”力学。 文明整合的前提当然在于“得人心”。因为每一种形成集体或集群力量的社会支流之所以趋向于亲主流、疏主流或逆反主流的态势或者动向，总是有其特定“动机”或者“动力因”的：比如利益需求、价值偏好和认知偏好等等，而且这样的动机往往会通过相应的话语或者其他社会表达形态（无论圆桌政治或街头政治中的有组织的诉求，抑或夜晚政治中的非组织的“反社会”行为）“呈现”出来。 文明的整合意味着诱导或创造动机相互排斥、冲突的社会力量，形成某种“最大公约数”（共享价值和共同利益）前提下互动关系的相对均衡或均势，比如中国古人说的“天下大势”的“分”“合”潮流相对稳定于某种力量关系格局就是如此。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整合是凭借强权、亦即武力优势的结果，所谓“马上取天下”。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更深层意义上还是凭借“顺天应时”地“制礼作乐” 或“克己复礼”而“得人心”、“善攻心” 等，于是“创制垂统”——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可见并非“马上治天下”。 社会力量的动机都是复合型的，尤其是同一民族文化或者文化亲缘关系密切的文化之间更容易找到或者建构集体或集群动机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民族内部诸族群或社群历史动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主要在其社会精神复杂性自组织“根系联结”意义上的信仰的融通（社会精神信仰的“天下大通”）。 古典中国文化体系之所以很长时期一直是强势文明体系，就在于作为所谓“早熟”文明或者 “得天独厚”的“天朝”、“上国”（犹如犹太民族自诩为“上帝优选子民”）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其内部和外部的不同文化主体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匹配度”高。 换句话说，最聪明的人群更容易与各式各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打交道和相处，因为其“心理系统”的主体间、文化间同化、顺化和平衡能力强（“善解人意”等）。 就以信仰而言，有一种说法——中国社会无信仰，这其实至少是误解。 熟悉古典中国“天下”“分合”历史轨迹的人不难悟出：政治实体（政权“治统”或者“势统”）意义上的社会分合其实都是表层分合，在其深层，作为社会互动关系“根系联结”（“道统”、“ 学统”或“礼法”、“宗法”之续统）却一直绵延不绝。 即使乱世，民间的基本道德秩序（仁义礼智信等）依然维系着社会系统深层整合机制。 其中的信仰秩序更是千年不坠、一脉相承。 所谓信仰在西语中就是相信、确信什么的意思。中国人对天地君亲师、尤其是对祖宗的信仰历史上什么时候湮灭过？ 还不是文革之类极权主义的“历次政治运动”简直彻底摧毁了这样的信仰（“大义灭亲”、“背叛”什么“ 阶级出身”、两个“彻底决裂”等），代之以对精通权谋“帝王术”、其实“德不配天”的所谓“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文革时连小孩子赌咒发誓都是“向毛主席保证”如何）。 在我们家乡一带，民国乱世时期在民间崛起的会道门（新兴宗教）一贯道的某种社会精神、社会交往凝聚力毋庸置疑。 其深层原因也在于一贯道“与时俱进”，不仅整合了传统的儒释道信仰，而且其母爱信仰等“混杂”信条也为乱世苍生提供了某种心灵寄托乃至终极关怀“精神家园”，所以当时传播极广，成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无论那派军阀、甚至无论日伪还是国、共的军事政治集团力量都不能不重视的一种民间社会有组织的或结构性力量。 作为一种自组织社会文化力量本来并无特定的政治权力倾向性，只不过其文化上并不激进、颇具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东方“共济会”温情色彩，这一点与中共厉行无神论及其“阶级斗争”文化选择性（“党性”）倾向的疏离、冲突在所难免。 结果中共建政后推行极权主义文化大一统政策，把一贯道这样的民间信仰文化组织政治化为“反动会道门”严厉取缔镇压。 这类取缔镇压实际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传统的或新兴的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的摧残、窒息可想而知。 西方宗教文化乘虚而入、填补社会精神真空在所难免；而且信仰文化多元化尤其是好事！如是，无论何种原教旨主义强势信仰一统天下的极权主义危险局面就不会再现了。 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文化变迁目前尤其需要健康信仰文化多元良性互动趋势。多元文化价值的整合不是空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甚至继续“坚持”极权主义文化压制、文化同化政策可以解决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信仰文化尤其是社会结构性内生的、自组织的产物，而非外力强制的他组织——比如暴力或者意识操纵技术强制文化同质化可以解决的问题。 目前自上而下弥漫大陆社会的价值虚无主义当然首先是个信仰虚无主义问题。大陆官场的信仰虚无众生相几乎为社会各界诟病，权势、金钱、美色贪欲驱动下的腐败众所周知，不赘。 中共系统反思自己的信仰文化政策（其实必然涉及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传统、反思国际共运、工运激进文化-政治传统）并果断启动我东方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返本开的新历史性转折关键过程，目前已时不我待！若能如此，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承继往圣前贤遗绪，造福当代，垂范后世，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最近中共决策层面临的西藏问题政治困境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极权主义的文化同质化、信仰同质化病态政治思维及其政策，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地步！会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但愿，但愿吧！但愿中共最高决策层诸君切莫错失良机，果断择善而从，留下良好的历史记录。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8:04:25 （作者：年大六）

嗯，我弄错了，你不是小学生，这个看法我收回。你是大学生，你能读懂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你形式逻辑学的很好，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懂得在讨论中如何避实就虚呐?

王毅：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需政治智慧 【星岛网讯】中国国台办主任王毅9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表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两岸双方发挥政治智慧，需要大家进行历史性的总结、前瞻性的思考和开拓性的实践。>>两岸关系研讨会邀绿营人士 新华社消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9日在浙江杭州世贸君澜大饭店举行“两岸关系研讨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就如何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提出了三点看法。 王毅说，第一，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冷静梳理两岸关系的历史脉络，准确把握两岸关系的本质属性，深刻认识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重要意义，将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探索两岸关系的内在规律，更加坚定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他指出，第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两岸双方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向未来。如何做到积极抓住和切实用好机遇，冷静务实地对待和化解分歧，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两岸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只要真正秉持和认真贯彻“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理念，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王毅说，第三，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积极探索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思路、新方式。今天，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两岸双方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从如何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全体中华儿女谋利益出发，积极探索交流合作的新思路，不断拓宽交流合作的新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并依靠两岸同胞共同付诸实践。 他表示，以上看法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我们进行历史性的总结、前瞻性的思考和开拓性的实践。“我希望并相信大家能够为此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www.stnn.cc

王毅盼廣交兩岸朋友 2008年 07月 09日 00:00 香港商報 昨天，國台辦主任王毅履新后首度離京前往杭州，參加在那里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兩岸關系研討會。王毅表示：「我來的目的就是希望和大家相識，廣交兩岸朋友！」

印媒：北京願考慮讓達賴返藏 2008年 07月 09日 00:00 香港商報 印媒：北京願考慮讓達賴返藏 前提是接受全部條件 【商報訊】據印度電子媒體昨日引述中國新聞局官員的話說，如果達賴喇嘛接受中國要求的所有條件，包括解散流亡組織、公開承認西藏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願意考慮讓達賴返回西藏。 印度亞洲新聞服務社報道，中國新聞局官員7日在北京與印度記者訪問團會談時作上述表示。 達賴必須承諾「四個不支持」 報道引述新聞局官員的話說，中國還要求達賴必須承諾「四個不支持」的條件，包括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并切實約束「西藏青年大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藏獨、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 報道說，對於印度媒體表示達賴已多次公開承諾了中國提出的大多數條件，新聞局官員表示，「我們不能僅聽他的話說，也要密切注意他的行為。」 中央與達賴的代表上周在北京舉行了第七輪會談。中央表示，他們向達賴代表提出的「四個不支持」是雙方能否繼續談判的先決條件。 (來源: 香港商報) 編輯: 藍博

论: 幸 存 者 感 言——杨先生的话使老夫感慨不已啊！ 杨先生的话使老夫感慨不已啊！ 所谓“老师”意味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不能好为人师，因为与本人信仰不合，但是真正从内心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可谓“求仁得仁”、“夫内省不咎，何忧何惧”？ 我在上高中时就迷上了毛的《矛盾论》等哲学书，自然被评为“读红书积极分子”等，还在班上辅导过，连教导主任（一位民主党派人士）都来旁听我的辅导。 1961年夏入伍时，我还不到17周岁。1963年《解放军报》理论版刊登了我关于阶级分析的一篇理论短论，所在部队轰动一时，北京军区政治部、师政治部有关部门立即予以嘉奖，从此我被当成“苗子”发现、培养，到1964年加入中共、晋升为陆军少尉，后来在军界任职12年一直与理论教学、宣传和研究有关。 理论内在的逻辑使然，从毛的“哲学”自然要深入到斯、列最终归结为马恩以至所谓“三大来源”相关的思想史、哲学史脉络的知识的汲取和思考。 从理论角度讲，那时我对列宁、毛、刘（少奇）、林（彪）都是内心佩服的，尤其是列宁，对马恩因为相关背景知识缺乏，理解很肤浅，但作为“宗师”崇拜还是很虔诚的。 正因为如此，文革开始不久大难临头。 1966年10月我被所部（北京某警卫师）党委下令隔离批判审查，与理论有关的罪名就有“反对林副主席百分之九十九学毛著”、“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热衷看封、资、修和‘黑线’毒书”等，甚至看《参考消息》（那时还是团以上机关才有资格订阅）都成了“向往西方”。 不过还好，我毕竟当时还是知名的理论学习标兵，而且上级首长看法并不一致，所以批判形式是类似赵紫阳处理王西哲等大字报那样的“文斗”，我被允许自我辩护，结果一度出现“舌战群儒”场面，批判者反而大都被我说服或者“蒙蔽”。 只是到翌年“二月镇反”局势急转直下，我被看成矛盾性质转化为“敌我”，幸亏当时还在位的杨勇司令员派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王院长直接介入办案，我的案子被“冷处理”——实际上保护了下来。因为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办案者，无一不对我学马、列、毛的虔诚、刻苦乃至“造诣”（引经据典、甚至某些著作“倒背如流”）印象深刻。 但那年初在政治高压之下，我曾在关押中自杀未遂一次（未被警卫发觉）。自杀时的心态并不单纯，但“以身殉道”的悲壮还是真诚的。 “死过”这一次之后，后来因为彻底的哲学思考等“不识时务”缘故惹来的一次处分、两次开除党籍、一次长达五年的批判及其管制劳动“审查”、一次判刑四年（剥权一年）、离婚一次、爱人被迫殉情一次......还说什么呢？至少主观上真诚的哲学追求遭到如此厄运，也算一种竭力扼杀思想的病态文化下的幸存奇观了！ 是的，我毕竟幸运，不但幸存下来了，而且作为思想者“存在就是胜利”，比如现在至少在网上可以畅所欲言理论问题，即使对政治领袖人物这方面的言论也可以质疑批评。 所以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视角，我自勉“为逝者作见证，令后人明因果”而“献身”于共产主义思想学术体系的重建，还是由衷的“道成肉身”之为。 不多说了，实在没有空闲，否则写一本“思想自传”肯定有一定价值。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真正的思想者必须随时准备站在地狱门口。

有效对话关键在于论证，而非“批示”！恕我直言：您架子不小啊。 我至少认真对待您的看法的，但是您呢？ 好在网络技术录以备考，欢迎继续“批示”。

——“知识越多越反动”？！

如果真能把达赖请来参加开幕式，把他的座位和法国总统萨克奇安排在一起，有多省事。

"有容乃大"的大既是后果,也是前因啊.

你这个知识分子啊，只会在故纸堆里游泳？

现在邀请达赖出席北京奥运会，无疑等于中国政府承认了西方所说的达赖集团是流亡政府的说法，也就间接地承认了西藏独立。我给你举了两个例子，都和这个有关一个你没理睬，一个你没读懂。归纳课文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是小学生的功课。

赞成年先生所言

您的思维实在太陈旧了，完全还是六.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邀请==承认===.....，太狭隘太偏执了。无数事实证明；磊落大度.透明自信的政治理念才真正具有强大的矛盾化解力和民心凝聚力。

澄 清 “独立的政治主体” 概 念 的 学 理 关 键 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有效地、正确地讨论问题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而正确地提出问题的必要前提是问题所隐含的理念和逻辑预设是否合理——首先是合乎价值理性（用流行的说法就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义上的文化和政治理性。 从这样的角度澄清这里发生的“独立政治主体”学理之争，应当怎么样合理地提出问题呢？这的确是个学术难度颇大的事情，要知道正确地提出问题在科学理论探讨中意味着“范式”确立。以鄙人学力也只能勉为其难，试着如下这样提出应当关注和深入讨论的学理问题： 澄清“独立的政治主体”概念的关键在于澄清： 独立的政治主体（行动者）是文化价值多元地“生成”的、其主体间性主要是交往理性地融通、聚合而成的，还是文化价值一元地规训、塑造的、其主体间性是超验理性（主观唯心主义）地灌输、操纵或统合而成的。 这里特别插一段话，指出汉语学术语言中[统合] 一词似乎源于日语【とうごう】 【tougou】[ - ] 〔合わせて大きくする〕合并hébìng;〔ばらばらなものを〕统一tǒngyī;〔抽象的なものを〕综合zōnghé.比如整理统合／整理合并.统合的に进める／统一进行.ふたつの学校を统合して総合大学をつくる／合并两校建立综合大学.统合计画／合并计划jìhuà.）。 可见“统合”不等于“整合”，因为整合可以是马克思辩证法说的“具体地整体”地、“有机”地融通、聚合，而统合则可以是抽象地整体地、“无机”地整理合并，当然也可以是生理系统——先验的遗传机制（本能）控制意义上整合。显然，人类社会的文化整合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如上两种系统观意义上的统合或整合。比如人类社会系统整合的“本位”或者单元不能类比为细胞、更不能类比为原子！ 细胞和原子都不可能成为系统中能动的独立行动者（独立主体），而人类个体行为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其某种意义的自觉、自主和自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生而自由”，自由乃是人性中的自然性或者生物性结构逻辑使然！ 当然，自由总是做什么的自由，谁做呢？当然是自己或者“自我”而非“他者”。那么“自我”究竟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意识主体思辨的虚假概念？当然不是。 在当今生命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前沿成就的意义上，自我已经是一个经过科学实验和实证相当充分地显析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学理意义上的科学概念（不仅仅是哲学概念）。 因此，有独立社会行为能力的个体当然就可能和应当是独立政治主体，这已经是科学地研究人性“生成”及其演化机制必然得出的结论！ 因为人类个体先验地、内在地或者潜在地是其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表达者、创造者，而且人类个体必然同时既是个体性个体、又是社会性个体，比如人类个体的意识活动中的概念-观念化和符号化活动（主要是语言活动）必然具有社会公共性（也就是广义的政治性）。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或者中国古代圣贤说的“为仁由己”、“人皆可谓尧舜”就已经在现代科学意义上获得了认知依据。 可见，把人的独立政治实体“资格”或者权利，不是看成本质上是人性内生的，而是看成本质上是“社会”外力赋予的，是多么不科学甚至反科学！ 当然，人性内成论、外成论之说蕴含的人性内因、外因二分法本身就是荒唐的：任何生命都是生命遗传信息“指导”环境相关因素生成、“发展”的结果，内因外因是相互隐缠、缠结，互为前提的，不可能在二元分割意义上“一分为二”。 个体的生命价值觉知、自律或自主能力从何而来？ 如同埃德尔曼神经选择主义理论所言：生命价值约束机制来自进化选择、发育选择、体细胞选择这样依次递进但又相互缠结、蕴涵，或者说依次叠加、嵌套而成。 好了，到此告一段落吧。主体哲学现在已经具有人性科学研究的基础学术层面，知识落伍几十年甚至百多年的教条哲学人性观岂止是不合时宜，简直是“反动透顶”！ 可惜大陆社会这个领域至少在国家教科书层次还是“反动透顶”的死教条哲学以“国家意志”的名义“一统天下”！ （年大六 2008年7月9日星期三8:04:32）

事实上，台湾从来不是中国形成民族危机的根源，也不是改变民族前途的决定力量，即使在今天，台湾也不可能能置大陆人民于死地。（阎学通）恐吓的背后是什么？前苏联的失败在证明什么呢？大家知道，前苏联虽然国家解体，但不是 亡国，也没人亡他的国，何况俄罗斯是在的，并且很难说俄罗斯不会崛起（事实上它今天的国际地位也比我们高），要知道，当年前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都是王老虎抢亲，捆绑上花轿的，再加上前苏联穷兵黩武，政治专制独裁，百姓生活改善缓慢，民心丧尽，解体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但是前苏联只是解体，不是亡国，也不是亡党（苏共还在），本质上只是苏共丢了政权而已。然而，这是俄罗斯人民自己的选择（苏共还在），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吗？ 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即使在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国家也没有解体，现在更加不会。

以为自己是什么国际关系、外交政治权威的口气实在可笑！ 你怎么知道对话对方不懂你说的什么知识呢？您上来就是高人一等的“教师爷”架势，公关方略上也不及格嘛!还谈什么外交不外交！

现在不是开始“和好”了吗？难道曾经在政治上对立的就一定要永远对立下去——如晚年毛泽东文革胡闹那样“哲学”地斗争下去？ 我发了以阎学通邪说乱政误国未遂为戒的帖子，针对性很强，不是什么离题而是很切题！ 这个争论事关政治哲学，希望匿名访客有耐心继续下去。 老实说，你们两位问题的提法中蕴含的预设就是极端错误甚至荒谬的。科学只向科学低头。科学不会向强权低头，科学更不会向无赖低头。

对。这正是我的看法的详细说明。或许有些人不懂得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方法或手段，说明一下是需要的，不过就怕这个有些人不去思考，依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北京特别邀请了当时还是和中国敌对的越南的政府官员武元甲大将出席亚运会。于是，中越双方心照不宣地向全世界透露了一个信息：我们和好了。

人类是生物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和社会能动者“三位一体”本体。 甚至高智能动物的社会行动也是都要涉及社会的权力关系的，人类更是如此。打嗝放屁不涉及权力关系，因为不是有意识的活动。只要有意识的活动就要涉及权力关系。 概念逻辑化的意识活动不必说，就是意象、意向性的前意识活动也要涉及权力关系——比如社会流行的审美趣味、感受方式等。为何唐人看女性以丰腴为美，今人却以苗条为美？还不是文化选择权力渗透进了一般人审美意识的结果？ 文化选择权力总是要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才可能起作用的。人们通常说的“制度”也离不开资源基础。那么资源是指什么？是物质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仅仅、不首先如此。 那是一种配置性资源，亦即体现人对自然物支配的资源。人首先要能支配人，才可能支配物，而不是反过来。人怎样才能支配人？拿铐子铐着，用绳子牵着？那是机械性支配，连动物都不如。占山为王的动物支配别的动物也还是需要通过行动（首先是暴力，但不仅仅是暴力，也有智力）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 权威是什么？首先是精神和智力意义上的权威。像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你不服气行吗？这种权力是人家内心服你，精神上追随你意义上的自主内化的支配性关系。 人支配人的权力关系，在社会的文明状态中，主要是靠权威性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实现的。盛唐时权威性资源主要是道统意义上的社会行动正当性、合法性资源。而当时的道统真正具有多元多样化传统资源互动的特征，儒释道三家互动，韩愈“辟佛”是后来的事。开国统治者血统就是混血型的，对多元文化持开放姿态，兼容并包，很少“范式”成见。 而且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良性互动很流畅、大体上不隔。朝廷当然有规矩，但规矩的政治性程度或者范围不大、而且颇为可塑。像性观念、性交往风气就颇为“自由化”，白居易的弟弟的大作《天地阴阳大交合》可不就是“不打自招”！ 青年举子竟然公开搞什么男女裸体春游，岂非“聚众淫乱”？但“权威”方面无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两眼都闭上，叫做“不痴不聋难做大家翁”。 当然也有慷慨激昂卫道的，但没有搞“扫黄打非”，因为搞不起来，最高决策层认为“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当然心血来潮翻脸后来也有。 总之那时统治者相当“天真活泼”。政治权力对社会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干涉很少，就是大体听任社会自生自发形成的风气、风俗、时尚、潮流在那里起“文化领导权”作用。 像发表诗歌，绝对不经任何审查；发表后的“文学评论”也几乎完全自发。谁是主流、大师全看社会上自由流行的反应，好作品不几年就辗转相传到今天新疆、日本等地方的有的是。主流就是这样形成的！

文化同质化的任何政治主体预设——比如所谓文化同质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主体预设，其实都是反科学的！ 生命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前沿成就已经确证：作为生物和文化的行动者、社会能动者的人类个体之间观念、习性等文化心理等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是绝对的，而主体间的融通和整合是相对的。 因此，文明的进化之道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暴力或者意识操纵技术）的文化同化，而是尊重、维护不同主体间复杂性自组织社会性互动“和而不同”的“天下大通”之道。 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性、政治理性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点，否则就是非理性、就是独断理性的恣意统治，而非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政治文明秩序。

所谓“谋势”最根本的就是谋求相互冲突的价值和利益取向的文化-政治力量之间良性互动。文化同质化的任何政治主体预设——比如所谓文化同质化的“科学社会主义”主体预设，其实都是反科学的！ 生命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前沿成就已经确证：作为生物和文化的行动者、社会能动者的人类个体之间观念、习性等文化心理等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是绝对的，而主体间的融通和整合是相对的。 因此，文明的进化之道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暴力或者意识操纵技术）的文化同化，而是尊重、维护不同主体间复杂性自组织社会性互动“和而不同”的“天下大通”之道。 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性、政治理性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点，否则就是非理性、就是独断理性的恣意统治，而非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政治文明秩序。

由衷为您的高见喝彩！

第一句：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 第二句：对话不是训话。 看来您当然不是什么幼稚不幼稚的问题。

这跟邀请与否无关。至于邀请体现邀请者对达赖的什么政治意图、政治态度，跟达赖是不是政治主体无关。 政治主体是个中性概念。“主体”意指“行动者”。个人或者群体只要实际上是政治行动者，当然就是政治独立主体。至于是什么性质、什么状态的独立政治主体，那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您的概念混乱在于实际上预设“独立政治主体”是由邀请与否决定的，不存在这样的逻辑关联嘛！这在形式逻辑上也是一清二楚的嘛。

阿姨，只是我的一管之见，具体实施，还得高层。

女性喜欢感性文字，谢谢你的耐心忍受：）

呵呵，那是促进旅游和交流的好事情啊

咏北所言有道理

政治家需要大智慧大胸怀

一管之见：）

请围绕邀请之说和“如果北京邀请达赖出席北京奥运会，那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一个事实：达赖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主体”发表见解。 提示一下：是否可以连马英九也邀请了。

当前位置：大樗树下首页>>玄之又玄>>要言不烦 要言不烦（115）：民族理论和政策“左”倾顽症及其反“左”实践溯源和鸟瞰 2007-10-9 13:50:32 年大六 阅读1090次 -------------------------------------------------------- 年大六按语： 这篇论文是严肃的学术文章，没想到点击率很高，因为似乎大的搜索网都选用了，点击数显然不仅仅是1000多。毛遂自荐此文供有意深研西藏问题者参考。全文不在这里转帖了，只是把文中各部分标题罗列如下： ○ 国际共运史上民族理论错误溯源 ○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前苏联领袖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理念 ○ 文革前十七年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共的理论和实践 ○ 文革中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在民族关系领域的表现 ○ 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贡献 （节录稿发表于2007年10月9日星期二8:55:17）

个人不可能成为政治实体，但是个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主体（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现代文明社会的个人（有独立社会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当然都应当是政治主体！ 这与邀请与否无关。您如果认为不邀请就意味着不承认别人是政治主体，恰恰暴露了您根本没有每个人都应当是政治主体的政治文明理念。 至于对方是何种性质的政治主体那是另一回事。 欢迎继续讨论。千万别虚晃一枪、逃之夭夭。

前两天店里来了个塔尔寺的大喇嘛，喝汤喝得挺美。藏教应该是不忌荤的。

至于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我就不说什么了。

也不知道是谁语无伦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