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的博客

由，陶驷驹一手酿造的“美酒”，需要多少届公安、公民来品尝，犹如产生在欧洲大地的宝贝“马列主义”需要东方人实践，买单。呜呼挨宰！

刘桐林满含义愤问责徐州司法 　　 　　 公元2005年8月12日，徐州中院执行局约见丰县建筑安装施工公司刘桐林，通知其历时 八年的执行案执结。看着“执行案件结案通知书”的文稿，八年的屈辱涌上心田，这个年过半百的硬汉子颤抖着双手签下了“我不同意”四个大字。 　　 1998年，丰县大沙河果园厂拖欠刘桐林180万元工程款一案经法院审理后进入执行程序。负责执行的徐州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指令丰县、九里区、沛县三个法院执行，可玩世不恭的执行官搞搞形式、走走过场，竟连一个铜板皆未执行。尤为可悲的是2000年6月法院查封了大沙河冷库，案外人郑琦竟敢挑战法律，撕去封条，占据冷库搞起了罐头加工厂。法院的封条连送葬的纸幡都不如，而且郑琦一占就是4年，六年来徐州法院法执法徒有虚名，如同候鸟一般来去无声，却不敢越大门一步。四年间，刘桐林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投诉信，南京、北京奔走了数十次，以致新华社内参也发出了“赢了官司赔了钱”的感叹！ 　　 2002年底，期待已久冷库评估、拍卖终于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刘桐林也以109万的最高报价成为冷库的买受人。然而，执法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对非法占有人畏之若虎。拍卖后的冷库名义上已属刘氏，而占有人却拒不交付，法院就低三下四，一次次与郑琦“协商”，而且一商就是2年。2004年法院终于强制交接了，可郑琦在交接前搞了个“三光”，能搬运的设备搬光，能卸走的机器卸光，不能搬不能卸的就用切割机、气焊机割坏、烧坏，查封的完整生产线全部报废，完好的冷库百孔千疮。与此同时，底气十足的郑琦又在冷库院内大兴土木，搞起了厂内厂。欺软怕硬的法官就在这种状态下准备“结案”，刘桐林据理力争，并向中院执行局提出了五点请求：一、责令郑琦将毁坏的生产线修复，否则以毁坏公私财物罪、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拆除郑琦在冷库院落内的全部非法建筑，还冷库原貌；三、依据法院判决，结清全部应予执行款额，包括冷库拍卖后郑琦非法占用、转租的全部费用；四、协助买受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五、以中院名义发司法建议书，建议丰县政府查处干扰办案的个别责任人。应该说这五条要求合情合理，可徐州中院在2005年3月接到请求书后五个多月，竟未采取任何举措，对此五点不予置理，却一次次要求结案。 　　 回头来看“结案通知”文稿，这是一份羞辱法律、践踏公平的文稿；是一份讨好侵权者，戏弄债权人的文稿；是一个不公、不正、不平的霸王文稿。 　　 对于买受人第一项请求，“结案通知”以经评估，损坏、缺失资产价值为8720元，被执 行人不同意以两台封罐机作为罐装线交接，补偿申请人1000元为由，累计补偿9720元。而申请人刘桐林按查封拍卖后缺失资产登记计算修复价值60余万元。用不足一万的资金补偿60余万元的损失，人民法院的居间、公平原则哪去了？ 　　 对于买受人第二项请求，要求郑琦拆除全部非法建筑，“通知”却来了个“借力打力”，称拍卖前所建之房买受人已经明知。因此，视同执结。但刘桐林认为，法院是讲法律的，为什么法理不晓？无论拍卖与否，债务人厂内建厂，房内筑房，都应该以是否合法来衡量！该房是查封后和拍卖后所建，拆除难道不是合理要求吗？ 　　 对于买受人第三条要求，即郑琦应支付非法占据冷库期间对外收取的租金和本身应付的租金问题。法院的说词就更加离谱了。他们讲“冷库没有实际交接，申请人并不实际享有收益权。”任人皆知使用权和收益权是一体的。刘桐林自支付了109万的购买款，就对冷库拥有使用权，由于法院执法无能造成一二年不能交接，这难道还要受害人买单吗？如果用徐州中院这一理论去处理天下的权属纠纷，岂不天下大乱？岂不天理尽失？徐州法院如承担赔付责任，刘桐林也乐意向郑琦让出一步，何必处处让法院向他讨好卖乖呢？ 　　 对于买受人第四项、第五项请求，由于法院拣轻怕重已成习性。因此也用只言片语作出了回绝。只对无关疼痒的“司法建议书”作出了承诺。 　　 八年执行，法院把自己揉捏良知、欺软怕硬的本质一曝无余，让社会看到了徐州司法的可悲可叹；一纸结案通知更让人们了解了徐州法院的“进步”和“发展”。执法前，他们如同犟驴，没有上级的敲打逼压，他们就昏昏入睡、不闻不问；执法中，他们用精明的眼光分析谁强谁弱，然后决定下手孰轻孰重；执行后，不计结果，力求脱身，纵然损人害人也再所不惜。 　　 八年磨练，刘桐林已由法盲变成了学法知法的懂法人，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目标，刘桐林强烈要求省高院调执此案，无论如何不能让徐州的司法无能再助长违法侵权人的嚣张气焰，不能让守法人再感叹世风日下，天下不公了！徐州上访之多,司法的混乱,法院不依法办事,黑白颠倒,守法的吃亏,违法的能得利, 虚报执结案件,造成冤案之多依法制国在徐州是一句空话.请上级领导督察. 　　 以上内容绝对属实，因本人知识水平有限，语言文字有过激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 作者：光明之蝎　回复日期：2005-9-21　22:43:49　 　　没有人给答复吗？期待大家的宝贵意见

“和谐奥运”、“和谐中国”、“和谐世界”这类奥运口号使和谐成了被引用频率最高的汉语词汇。 看到著名的奥运评论人士在电视上说，“水和火都能相融，人为什么不能和谐、和平相处？！”乍一听还觉得不错，但随后一想：水和火怎么个相融法？ 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有一些。奥运开始的时候许多评论都说“七年筹办,百年企盼”，那意思是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国人民就开始盼奥运了。 思维跨越千年的大作家余秋雨还接着说了两千年前（也就是西汉结束那年）就已经如何如何。 北京奥运期间的秩序是投入大量人力后实现的，维持秩序的治安人员和志愿者数量之众，给外来访客留下深刻印象。这大概就是官方媒体所谓的“和谐需要纪律，需要规则”。 和谐来自控制 这种控制的秩序，控制的和谐也反映在奥运开幕式中。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的开幕仪式，体现了中国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的一贯传统。 许多人为开幕式上演几分钟的精彩表演要秘密集训苦练一年以上，更说明奥运开幕式的导演张艺谋也是“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的高手，正如其场面宏大的电影作品一再证明的那样。 奥运开幕式十分精彩，几乎要空前绝后。开幕式大型表演让人感受到纪律，秩序，整体和国家这类概念。但不知这是否算是张导要表现的和谐。 张艺谋后来在开幕式表演解密时还说，他煞费苦心要表现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但不知能够被形式主义大师在几个小时的表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的某种文化还能否算得上“博大精深”？ 也许中国的文化精英和其它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们一样，他们眼中的和谐就等于控制下取得的秩序。 有在京的欧洲人也十分赞赏井然有序的北京，他们说，宁愿警察多一点，也不愿意看到混乱和危险。 和谐需要粉饰 上周四前门的商业街在重修后重新开张，一派热闹繁华。那里和大部分北京城一样，大部分是拆迁后的重建。新的仿古旧街道就像是中国版的迪士尼乐园，展示了一种迪士尼版的北京历史。 在前门“古街”的游人大部分不会想到那些被拆迁走的住户，更不知道被迫拆迁的原住户打算在同一天返回前门大街举行抗议，但被当局强力制止。 就在中国当局在奥运期间解封境外一些政治敏感网站的同时，许多国内网站的互动论坛却在奥运期间被勒令关停，使网民不能再一些所谓敏感论坛对奥运品头论足。 曾经被胡锦涛光顾、号称中国第一论坛的“强国论坛”仍照常开放，但那里一片奥运和谐的声音里面，也能听出小声抱怨：“帖子删得真快！想回人家都不容易”。

伟大的社会主义太保，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们是1，500，000人在联合作战，你们是国家的英雄，漂亮的钢盔和盾牌，把13亿不法分子枪杀或驱赶。

关注生命，远离奥运

你的文章我只看了第一段：缺乏生活经历，不生活在底层不知道民间疾苦！ 人民群众闲着没事是不会做“杨佳”的，但要遭到某种严重不公平待遇时就说不准了。当你的尊严被蹂躏、利益被严重侵犯（注意：共党政府又不能为你伸张正义）时，你是委曲求全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古语说民不与官斗，但古语也说官逼民反,如果杨佳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作出袭警的案子，那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转嫁到无辜警察身上是不道德的，那么警察这个群体有没有对杨佳不道德在先？警察这个群体的正面事迹也很多，他们“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本职，赞扬可以但没必要夸大赞扬；但失职了就必须给予严厉批评和惩处。而共党的媒体有谁报道过警察失职的事情，越隐瞒真相越累积警民矛盾，在现在这个思想言论严重封闭的国家里，赞扬杨佳是大侠是正常的，不赞其为大侠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杨佳案，因为当事一方是警方，警方又是刑侦方，人们就很难说清警方的“事实说明”是不是当事方的说辞。 民众不是要成为方方面面的专家，才有资格质疑的——自会有法律方面的专家，对法律程序进行质疑，博联社里就有。民众对公权力的做法有质疑，觉得公权力的做法有违常识和常理，随时都可以提出来，而政府有耐心解释、沟通的义务，却没有喝止的民众住嘴的权力！ 因为政府是民众养着的，它的天职就是为民众服务，其中自然包含为民众释疑答难的义务。

请湖北省公检法向全国人民回答以下问题 作者: 石磊 | 2008年08月02日 09:22 | 栏目: 一般分类 (6) 点击 | (0)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shilei.blshe.com/post/792/237597

. . 高案六年未铁案 自古官逼民要反 作者: 石磊 | 2008年08月02日 09:37 | 栏目: 一般分类 (21) 点击 | (1)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shilei.blshe.com/post/792/237601 　

被中南海劫持的大陆人民正在日益觉醒，其结局难免一党专制一天天烂下去

谁在坐享国资贱卖的腐败盛宴 2008年07月31日 来源:重庆时报 单士兵 　　曾几何时，国资屡遭贱卖的伤痛，带给了公众太多的惊悸与伤痛。遗憾的是，国资流失的黑洞，现在仍然没有被完全堵住。 　　福建省莆田市外贸公司曾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失败、国外客户拖欠账款等诸多因素影响，企业效益直线下滑，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一幢旧办公大楼和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成了该公司仅存的优质资产。然而，这些优质资产却被以“暗箱操作”手段贱卖，其中一幢至少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竟然仅以800万元的价格贱卖。(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既往种种国资流失案件表明，国资遭到贱卖，多由权力黑手导演。福建莆田的这起国资流失案件，也不例外。诚如这家公司职工在举报信上所言，“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正是因为“有一个真正发力的幕后推手”，才使得相关国有资产的转让，绕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撇开了对相关资产进行依法评估的程序，最终依靠暗箱操作，越过层层关卡，上演了以800万元购下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的“蛇吞象”恐怖大片。 　　国有资产的产权属性，决定着国资贱卖事件产生的疼痛，不应止于企业职工，还有我们所有人。当然，在公众为国资流失心痛的背后，那些依靠权力黑手吞下巨额国有财富的人，可能正在发出罪恶的狂笑。毕竟，以800万买下价值5000万的财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暴利神话。当然，这样的暴利，本质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少数人的私利行为，它悖离了相关法律精神，失去应有的程序正义，这样的神话，带着强烈的罪恶与肮脏。 　　一直以来，在国有产权转让中出现资产流失现象，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国资委方面曾一再表示，将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来看住国有资产。然而，还是出现像福建省莆田市上演的这种“蛇吞象”转卖行为。涉及到这样一大笔国有资产的交易，职工竟然毫不知情，一切都通过暗箱操作来实现，这意味着，在对国有资产的相关监督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真空。如果不能规范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将之纳入公开透明监督之下，就势必容易产生可怕的腐败黑洞。 　　而且，在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单凭国资委一家，仅依赖行政监管手段，恐怕是很难看好管好国资的。比如，针对莆田市外贸公司提请的《关于旧办公楼转让问题的报告》，当初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并不同意，始终没有在《报告》上签字。然而，莆田市财政局却在该《报告》上盖章并签上“同意”。这也再次表明，在国资流失事件中总是藏匿着太多的权力黑手。报道中知情人称，在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中，有一位是副市长。对此，现在显然需要通过彻底查处，来廓清这起国有资产流失黑洞的责任。这就势必将会牵扯到很多部门与官员。能不能做好应对强大阻力的准备，能不能防止出现一些人以“决策失误”作为遮羞布掩蔽其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罪行，消减其应承担的责任，将成为彻查和问责国资流失案件成败的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对这样的国资流失案件不能进行彻查与问责，那么，这起以800万元购买价值5000多万元的“蛇吞象”事件，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侵吞国资的“最后一顿盛宴”。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切实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来清理掉那些可能造成国资流失的不合理制度，把国企改革真正纳入透明公正的轨道中运行，从而彻底斩断伸向国有资产的黑手。 福建莆田：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2008-7-29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李晋田 陈衍水 　　福建省莆田市外贸公司曾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为莆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失败、国外客户拖欠账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效益直线下滑，出现发不出工资、资不抵债的状况，一幢旧办公大楼和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成了莆田市外贸公司仅存的优质资产。 　　然而，这些被职工看作是“保命钱”的资产已先后在2002年、2007年被悄然贱卖。 　　“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 ，莆田市外贸公司职工在举报信上写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赶赴莆田市展开调查。 　　旧办公大楼被贱卖 　　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大楼地处莆田市中心最繁华的文献路23号，一层是沿街商业店面。旧办公大楼因规划建设体育中心现已被夷为平地。目前，因一桩5000多万的债权纠纷，这栋旧办公大楼的相关权益被诉讼保全在莆田法院。 　　据记者调查了解，2002年，莆田市外贸公司已累计负债1.6亿元，负债主要是银行贷款。其中，欠中国银行8600万元，政策性剥离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6256万元，欠工商银行7000万元，政策性剥离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4400万元，其他债务约500多万元。 　　企业到了资不抵债的境地，业务无法经营、职工工资无法发放，改制成为企业的选择。但是，“2003年着手改制工作，2004年进行职工分流安置，直到今天该企业仍没有改制完毕”。 　　按法定程序，企业应对现有资产进行公开评估拍卖，并按有关偿还原则，依次支付改制工作经费、职工工资、社保金、职工安置费及国家税收等，然后才按一定比例有限偿还一般债权。 　　企业的存量优质资产只有前述的旧办公大楼一幢，和位于香港的一处写字楼。然而，职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改制前的2002年，这幢旧办公大楼已经在内外串通及利益相关方的运筹下，悄然易主。 　　“这幢大楼的买卖交易，没有召开过职工大会，也没有告知职工，我们始终被蒙在鼓里”，外贸公司一位老职工告诉本报记者。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向记者透露，这幢大楼的买卖交易是早有策划和预谋的。 　　2002年4月1日，“香港商人”曾文镇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莆田市外贸公司三方签定《债权买断协议》。协议约定，曾文镇以500万元价款买断东方公司对莆田市外贸公司所享有816万元的债权。这其中包括对上述旧办公大楼享有的180万元抵押担保权。 　　4月20日，曾文镇依据《债权买断协议》，与莆田市外贸公司签定产权协议书。协议约定，曾文镇已享有对莆田市外贸公司816万元的债权，莆田外贸公司同意将坐落在莆田市文献路23号的办公大楼全部产权过户给曾文镇。 　　但据业内人士根据莆田市房地产市场行情估算，莆田市外贸公司这幢办公大楼地处繁华的市中心，一层又是商业店面，当时价值至少5000万元。 　　“曾文镇与莆田市外贸公司签定的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协议”。一名律师向记者解释说，曾文镇享有的816万元债权，相对莆田市外贸公司1.6亿的负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拥有债权并不等于拥有这幢办公大楼的全部权益。况且其对大楼仅有180万元的抵押担保权，而不是所有权。 　　福建省国资委一位官员说，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国有资产的转让必须通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必须对转让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评估，“否则该大楼的产权、土地使用权无法进行产权过户”。 　　然而，莆田市政府部门的方便之门再次向曾文镇敞开。 　　2002年4月16日，莆田市外贸公司向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提请《关于旧办公楼转让问题的报告》，申请将位于文献路23号的办公大楼转让并过户给曾文镇。 　　经记者证实，当时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不同意这样做，始终没有在《报告》上签字。莆田市财政局却在该《报告》上盖章并签上“同意”。 　　2002年11月4日，曾文镇如愿取得了该办公大楼2689平方米的《房屋产权所有证》。 　　曾文镇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起初，莆田市国土资源局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给曾文镇办理土地证。 　　但是，很快，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给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关于给予港商曾文镇先生补办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楼土地用途性质变更手续的函”(莆政办函�2003�10号)。函件称，为确保市政府决策的顺利实施，请国土资源局给予支持，给予港商曾文镇先生补办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楼土地用途性质变更为商住用地登记手续，土地出让金按300万元收取。而据知情人透露，当时莆田国土资源局开出的“最低应补出让金”为802.5万元。 　　2003年8月12日，曾文镇获得了该大楼相关的使用面积1735.3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此时，对曾文镇来说，他以8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资产。 　　“这背后，有一个真正发力的幕后推手，否则很难越过层层关卡”，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知情者说，这幕后推手就是时任外经局局长陈建华和一位副市长，曾文镇只是“利益代言人”。 　　暗箱操作香港写字楼 　　采访期间，莆田市外贸公司职工向记者再曝内幕消息：该公司位于香港银高国际大厦的写字楼同样遭遇暗箱操作。该职工向记者出示了此写字楼的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用英文签署。 　　该合同载明，买方郑玉瑞系莆田市人，卖方代理人是莆田市国资委副主任肖卫星及莆田外贸公司经理卓丽钦，房屋交易价格为301万元港币，交易时间为2007年11月。 　　据知情人透露，该买卖又是典型的“暗箱操作”：物业价值没有经过评估；交易价格为301万元港币，却只收回150万元人民币，其余的钱直接抵消了莆田市外贸公司对买方郑玉瑞的债务。 　　莆田市外经局负责人在记者采访时说，香港写字楼确已卖出。2007年，主管莆田市外贸公司的外经局先后两次向市政府打报告，拟通过出让香港写字楼来筹集外贸公司职工安置费150万元。 　　“写字楼卖完后，财政拨付了150万元给外经局”。至于其他细节，该局负责人以不知道为由拒绝回答。 　　记者在莆田市外贸公司采访时，公司只剩两名留守人员，负责应付各种调查和审计。当记者问及香港写字楼买卖一事时，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向市国资委咨询。 　　时任卖方代理人的市国资委副主任肖卫星认为，外贸公司在香港的写字楼属境外资产，评估起来手续麻烦、时间较长，因此没有进行评估，但该房产是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挂牌交易的。 　　对于“只收回150万元人民币，其余的钱直接抵债”一事，肖卫星告诉记者，他们只负责该房产的交易，至于收回的款项如何分配，那是市政府定的。 特别关注:国企“蛀虫”为何能疯狂攫取国有资产 发布时间: 2008-07-30 侵吞手法和改革措施混杂更加隐蔽 利用改制漏洞扩权攫取财物 检察官解析哈尔滨两起侵吞国资大案 　　法制网记者 杜萌 法制网通讯员 陈宝琨 　　今天，黑龙江省公布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两起侵吞千万国资案成为全国各大网站的焦点新闻。本网记者为此采访了办案检察官，他们向记者剖析了两起案件背后值得深思之处。 　　关润松，人很精明，曾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 　　关润松，名声很大，在哈尔滨市房地产开发商中无人不晓。 　　命运在距离关润松54岁生日仅差月余的那天陡变。 　　7月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终审判决，在多达14页的判决书中，这个名字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紧密相连———贪污国有资产1748余万元、17年有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润松因在这起黑龙江省最大的侵吞国有资产贪污案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主角，而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 　　关润松入狱之前，在哈尔滨已先有尤箐彪、曲法顺两个国企干部因贪污罪被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共同犯罪的涉案金额达到1578万元，而关润松“后来居上”。 　　尤曲二人瞒天过海攫取国资 　　2004年5月，中共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率先启动150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将全市国有企业分类排队、梳理定位。 　　哈尔滨吉星房屋土地开发建设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 　　早在2001年12月31日，这家公司经上级机关审批进行改制，国有资产整体出售，由原企业职工一次性买断，改制后该公司更名为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尤箐彪、曲法顺利用担任公司总经理、财务部长的职务之便，事先将公司部分国有资金剥离于账外，存入以公司名义设立的秘密账户。等到在公司改制时，故意不将其秘密账户存入的国有资金纳入资产评估，隐匿、侵吞国有资金总计1578万元。 　　企业改制后，二人私自决定将隐匿的国有资金以恒佳公司名义入股新公司500万元，垫付新公司工程款650万元、土地出让金218万元。等到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二人于2002年5月、2003年1月以支付工程费、土地出让金的名义，从该公司支出650万元和218万元，将原国有资金串出又存回秘密账户。 　　2003年5月，有人在洞悉二人如此行为后，向检察机关举报。尤箐彪、曲法顺一个月后被逮捕。 　　关润松假冒瞒骗不择手段 　　2005年，哈尔滨国企改制进行得轰轰烈烈。 　　哈尔滨市检察院收到有关部门转交的一封署名举报信，反映关润松在经协公司国企改制过程中，侵吞公款及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2005年4月21日，关润松开着奥迪轿车来到哈尔滨市松北区，联系某房地产项目开发一事。车至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前，几辆警车“嘎”地挡在眼前。他被公安机关的依法传唤。 　　介入调查的检察官，详细了解到关润松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操作的“精明”： 　　1998年2月，黑龙江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任命关润松为国有性质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2000年4月13日，关润松向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提交了将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方案。这个方案于4月28日得到批准。关润松为达到个人独占公司的目的，私自将改制方案和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批复文件中的“股份合作制”全部修改为“股份制”，并将黑龙江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作为法人股份的100万元当成债务返还。 　　同年12月，关润松在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已被撤销的情况下，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批准，以黑龙江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冒充上级主管部门，在改制立项申请材料上签字，得到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开始进行清产核资。 　　在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产核资时，关润松指使财务人员篡改、调整财务账目，并故意隐瞒正在建设中的“恒润嘉园”和4栋楼房，资产评估结果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为20.62万元。 　　2001年7月31日，关润松又采取同样手法，骗得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以上级主管部门名义出具的文件，批复同意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 　　2001年8月29日至9月5日，关润松指使财务人员将公司售房款170万元反复存取，骗得1000万元验资证明，以此向黑龙江省工商局申报注册，将国有性质的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变更为个人所有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9月，改制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事实上为2631.42万元，而那家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净资产仅为20.62万元，两者相差竟达2610.8万元。 　　办案检察官还查明，2000年12月14日、2001年1月4日，关润松先后两次指使财务人员将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房款100万元存入中国建设银行东大支行一家分理处验资专户，注册成立了以关润松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恒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润恒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蛀虫”侵吞国资手法更加隐蔽 　　关润松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而在此前，法院终审判决：尤箐彪有期徒刑15年，曲法顺有期徒刑10年。 　　关润松与尤箐彪、曲法顺两起国企“蛀虫”案件令人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关人士作了如下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还在进一步探索当中，少数不法分子乘改革之机，利用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过程中的漏洞，疯狂攫取财物。而且，现在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方法更加隐蔽和复杂，往往与改革措施混在一起，给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增加了难度。 　　对于国企改制，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实践中得出了深刻见解： 　　倘若精通业务的国企负责人暗地指使财务人员在财务账目上尽量少体现公司国有资产，而财务人员违法采用不体现收入、虚列成本和多列支费用等手法，对财务账目进行大量篡改，当公司向其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不出具真实原始账目，居心叵测的国企负责人就具备了贪污国有资产的犯罪条件。 　　国有企业改制缺少严格监督 　　关润松在公司独揽大权时，经常对手下的财务人员说：“让你在这儿干，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明天就走人！”办案检察官说，当国企负责人权重位高时，如果缺乏严格监督，公司重要部门的人员如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面对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控告举报。 　　检察官认为，评估机构必须对评估对象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及要求，对评估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仅仅对“纸上评估”负责，更不能当成借口规避法律责任。 　　关润松骗取了改制文件“批复”，其主管单位居然“不知情”。在办案检察官看来，国企改制存在漏洞： 　　漏洞一体制不健全 　　在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机构重新整合、职能调整进程中，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也难以及时解决，这客观上为职务犯罪的蔓延、发展创造了条件。 　　漏洞二监督制约不到位 　　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造成管理制约制度上的漏洞，一些企业在逐步摆脱政府部门管理的同时，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制约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甚至出现真空，任何事情都由企业负责人一人说了算。另外，在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却放松了对企业领导人的有效监督制约，尤其是对国企“一把手”的监督。这就给少数企业负责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漏洞三权力的私欲化 　　在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状况下，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由于制约管理制度不健全，权力没有了约束性，为那些私欲膨胀的人提供了非法牟利的机会，有些企业管理者乘机将扩大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欲化领地，为所欲为。 　　法制网哈尔滨7月29日电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借国企改制鲸吞国资 “大蛀虫”两案涉3000余万元 http://heilongjiang.northeast.cn　　 2008-07-29 　　东北网7月29日讯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火打劫”，将国有资产纳入个人的“腰包”，成为哈尔滨市检察机关严查的“国资蛀虫”。日前，经哈尔滨市检察院终结并提起公诉和以原审判决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的两起侵吞千万国资的特大案件被终审判决。 　　省高级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原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关润松有期徒刑17年；以贪污罪分别判处原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尤箐彪、财务部长曲法顺有期徒刑15年和10年。 　　署名举报信揭发“大蛀虫” 　　2005年初，市检察院收到有关部门转交的一封署名举报信，反映关润松在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公司”)国企改制过程中，侵吞公款及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市检察院反贪局初查中发现：1954年出生的关润松曾任“经协公司”总经理，几年前经他一手操作，该公司已将国有公司改制换了“牌子”，变成了其自家的有限责任公司。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深入，检察人员最终获取大量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其犯罪事实： 　　1998年2月，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合委)任命关润松为国有性质的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公司)总经理。2000年4月，关润松向经合委提交将经协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方案得到批准。为个人独占该公司，关润松私自将改制方案和经合委批复文件中“股份合作制”字样全部修改为“股份制”，并将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联总公司)作为法人股份的100万元作为债务返还。同年12月，关润松在经合委已被撤销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冒充上级主管部门在改制立项申请材料上签字，得到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开始进行清产核资。在委托省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产核资时，关润松指使其财务人员篡改、调整财务账目，使经协公司净资产评估结果仅为20.62万元，1700余万元被其隐匿、侵吞。 　　2001年7月，关润松又采取同样手段，骗得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以上级主管部门名义出具文件，批复同意省经协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随后，他将国有性质的省经协公司变更为其个人所有，并为董事长、法人代表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省高级法院终审认定，截至2001年9月，关润松完成所谓改制时，共侵吞国有资产1748.04万元。此外还认定：关润松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100万元，用于注册其个人成立的两个公司，进行营利性活动。据此，省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关润松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案发后，省经联总公司成立资产接收小组，对关润松经管的经协公司全面接管。 　检察院抗诉要求严惩二犯 　　尤箐彪曾任原国有哈尔滨吉星房屋土地开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公司)经理、法人代表。 　　2001年1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吉星公司将国有资产整体出售，职工参股，转制为股份制企业，成立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尤箐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市检察院审查确认： 　　2000年至2001年，尤箐彪、曲法顺利用任公司总经理、财务部长的职务之便，将公司的部分国有资金剥离于账外，存入以公司名义设立的秘密账户。在该公司由国有性质转制为民营性质进行资产评估中，二人使用欺骗手段，将1578万元账外资金予以隐匿，未参与评估。 　　改制后，二人又私自决定将隐匿的国有资金以某公司名义入股新公司并购买了住房。待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他们两次以从公司支付工程费、土地出让金的名义支出650万元和218万元，将原国有资金串出又存回秘密账户。2003年5月，二人听到有人举报后，才将隐匿在秘密账户上的国有资金转回公司账上，交纳了原国有公司及新公司所欠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 　　市中级法院认定尤箐彪、曲法顺在公司转制时故意隐匿巨额国有资金，逃避国资管理部门的监管，使用欺骗手段，实际控制国有资金，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一审分别判处尤寈彪、曲法顺有期徒刑12年和5年。尤箐彪二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市检察院审查原审判决后认为，尤箐彪、曲法顺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且系乘国企改制之机实施的侵吞国资犯罪，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理应依法严惩。遂以原审判决对二犯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省检察院支持抗诉。 　　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尤箐彪、曲法顺具有非法占有国资目的，私设账外账户，共同贪污157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均系主犯。对曲法顺原审认定从犯并减轻处罚不当，对二被告人量刑偏轻，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 　　日前，省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以贪污罪终审判处尤箐彪、曲法顺有期徒刑15年和10年。

谁在坐享国资贱卖的腐败盛宴 2008年07月31日 来源:重庆时报 单士兵 　　曾几何时，国资屡遭贱卖的伤痛，带给了公众太多的惊悸与伤痛。遗憾的是，国资流失的黑洞，现在仍然没有被完全堵住。 　　福建省莆田市外贸公司曾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失败、国外客户拖欠账款等诸多因素影响，企业效益直线下滑，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一幢旧办公大楼和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成了该公司仅存的优质资产。然而，这些优质资产却被以“暗箱操作”手段贱卖，其中一幢至少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竟然仅以800万元的价格贱卖。(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既往种种国资流失案件表明，国资遭到贱卖，多由权力黑手导演。福建莆田的这起国资流失案件，也不例外。诚如这家公司职工在举报信上所言，“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正是因为“有一个真正发力的幕后推手”，才使得相关国有资产的转让，绕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撇开了对相关资产进行依法评估的程序，最终依靠暗箱操作，越过层层关卡，上演了以800万元购下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的“蛇吞象”恐怖大片。 　　国有资产的产权属性，决定着国资贱卖事件产生的疼痛，不应止于企业职工，还有我们所有人。当然，在公众为国资流失心痛的背后，那些依靠权力黑手吞下巨额国有财富的人，可能正在发出罪恶的狂笑。毕竟，以800万买下价值5000万的财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暴利神话。当然，这样的暴利，本质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少数人的私利行为，它悖离了相关法律精神，失去应有的程序正义，这样的神话，带着强烈的罪恶与肮脏。 　　一直以来，在国有产权转让中出现资产流失现象，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国资委方面曾一再表示，将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来看住国有资产。然而，还是出现像福建省莆田市上演的这种“蛇吞象”转卖行为。涉及到这样一大笔国有资产的交易，职工竟然毫不知情，一切都通过暗箱操作来实现，这意味着，在对国有资产的相关监督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真空。如果不能规范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将之纳入公开透明监督之下，就势必容易产生可怕的腐败黑洞。 　　而且，在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单凭国资委一家，仅依赖行政监管手段，恐怕是很难看好管好国资的。比如，针对莆田市外贸公司提请的《关于旧办公楼转让问题的报告》，当初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并不同意，始终没有在《报告》上签字。然而，莆田市财政局却在该《报告》上盖章并签上“同意”。这也再次表明，在国资流失事件中总是藏匿着太多的权力黑手。报道中知情人称，在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中，有一位是副市长。对此，现在显然需要通过彻底查处，来廓清这起国有资产流失黑洞的责任。这就势必将会牵扯到很多部门与官员。能不能做好应对强大阻力的准备，能不能防止出现一些人以“决策失误”作为遮羞布掩蔽其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罪行，消减其应承担的责任，将成为彻查和问责国资流失案件成败的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对这样的国资流失案件不能进行彻查与问责，那么，这起以800万元购买价值5000多万元的“蛇吞象”事件，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侵吞国资的“最后一顿盛宴”。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切实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来清理掉那些可能造成国资流失的不合理制度，把国企改革真正纳入透明公正的轨道中运行，从而彻底斩断伸向国有资产的黑手。 福建莆田：国有资产流失之痛 2008-7-29 　 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李晋田 陈衍水 　　福建省莆田市外贸公司曾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为莆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失败、国外客户拖欠账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效益直线下滑，出现发不出工资、资不抵债的状况，一幢旧办公大楼和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成了莆田市外贸公司仅存的优质资产。 　　然而，这些被职工看作是“保命钱”的资产已先后在2002年、2007年被悄然贱卖。 　　“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 ，莆田市外贸公司职工在举报信上写道。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赶赴莆田市展开调查。 　　旧办公大楼被贱卖 　　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大楼地处莆田市中心最繁华的文献路23号，一层是沿街商业店面。旧办公大楼因规划建设体育中心现已被夷为平地。目前，因一桩5000多万的债权纠纷，这栋旧办公大楼的相关权益被诉讼保全在莆田法院。 　　据记者调查了解，2002年，莆田市外贸公司已累计负债1.6亿元，负债主要是银行贷款。其中，欠中国银行8600万元，政策性剥离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6256万元，欠工商银行7000万元，政策性剥离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4400万元，其他债务约500多万元。 　　企业到了资不抵债的境地，业务无法经营、职工工资无法发放，改制成为企业的选择。但是，“2003年着手改制工作，2004年进行职工分流安置，直到今天该企业仍没有改制完毕”。 　　按法定程序，企业应对现有资产进行公开评估拍卖，并按有关偿还原则，依次支付改制工作经费、职工工资、社保金、职工安置费及国家税收等，然后才按一定比例有限偿还一般债权。 　　企业的存量优质资产只有前述的旧办公大楼一幢，和位于香港的一处写字楼。然而，职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改制前的2002年，这幢旧办公大楼已经在内外串通及利益相关方的运筹下，悄然易主。 　　“这幢大楼的买卖交易，没有召开过职工大会，也没有告知职工，我们始终被蒙在鼓里”，外贸公司一位老职工告诉本报记者。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向记者透露，这幢大楼的买卖交易是早有策划和预谋的。 　　2002年4月1日，“香港商人”曾文镇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莆田市外贸公司三方签定《债权买断协议》。协议约定，曾文镇以500万元价款买断东方公司对莆田市外贸公司所享有816万元的债权。这其中包括对上述旧办公大楼享有的180万元抵押担保权。 　　4月20日，曾文镇依据《债权买断协议》，与莆田市外贸公司签定产权协议书。协议约定，曾文镇已享有对莆田市外贸公司816万元的债权，莆田外贸公司同意将坐落在莆田市文献路23号的办公大楼全部产权过户给曾文镇。 　　但据业内人士根据莆田市房地产市场行情估算，莆田市外贸公司这幢办公大楼地处繁华的市中心，一层又是商业店面，当时价值至少5000万元。 　　“曾文镇与莆田市外贸公司签定的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协议”。一名律师向记者解释说，曾文镇享有的816万元债权，相对莆田市外贸公司1.6亿的负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拥有债权并不等于拥有这幢办公大楼的全部权益。况且其对大楼仅有180万元的抵押担保权，而不是所有权。 　　福建省国资委一位官员说，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国有资产的转让必须通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必须对转让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评估，“否则该大楼的产权、土地使用权无法进行产权过户”。 　　然而，莆田市政府部门的方便之门再次向曾文镇敞开。 　　2002年4月16日，莆田市外贸公司向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提请《关于旧办公楼转让问题的报告》，申请将位于文献路23号的办公大楼转让并过户给曾文镇。 　　经记者证实，当时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不同意这样做，始终没有在《报告》上签字。莆田市财政局却在该《报告》上盖章并签上“同意”。 　　2002年11月4日，曾文镇如愿取得了该办公大楼2689平方米的《房屋产权所有证》。 　　曾文镇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起初，莆田市国土资源局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给曾文镇办理土地证。 　　但是，很快，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给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发出“关于给予港商曾文镇先生补办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楼土地用途性质变更手续的函”(莆政办函�2003�10号)。函件称，为确保市政府决策的顺利实施，请国土资源局给予支持，给予港商曾文镇先生补办莆田市外贸公司旧办公楼土地用途性质变更为商住用地登记手续，土地出让金按300万元收取。而据知情人透露，当时莆田国土资源局开出的“最低应补出让金”为802.5万元。 　　2003年8月12日，曾文镇获得了该大楼相关的使用面积1735.3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此时，对曾文镇来说，他以800万元的价格获得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资产。 　　“这背后，有一个真正发力的幕后推手，否则很难越过层层关卡”，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知情者说，这幕后推手就是时任外经局局长陈建华和一位副市长，曾文镇只是“利益代言人”。 　　暗箱操作香港写字楼 　　采访期间，莆田市外贸公司职工向记者再曝内幕消息：该公司位于香港银高国际大厦的写字楼同样遭遇暗箱操作。该职工向记者出示了此写字楼的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用英文签署。 　　该合同载明，买方郑玉瑞系莆田市人，卖方代理人是莆田市国资委副主任肖卫星及莆田外贸公司经理卓丽钦，房屋交易价格为301万元港币，交易时间为2007年11月。 　　据知情人透露，该买卖又是典型的“暗箱操作”：物业价值没有经过评估；交易价格为301万元港币，却只收回150万元人民币，其余的钱直接抵消了莆田市外贸公司对买方郑玉瑞的债务。 　　莆田市外经局负责人在记者采访时说，香港写字楼确已卖出。2007年，主管莆田市外贸公司的外经局先后两次向市政府打报告，拟通过出让香港写字楼来筹集外贸公司职工安置费150万元。 　　“写字楼卖完后，财政拨付了150万元给外经局”。至于其他细节，该局负责人以不知道为由拒绝回答。 　　记者在莆田市外贸公司采访时，公司只剩两名留守人员，负责应付各种调查和审计。当记者问及香港写字楼买卖一事时，该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向市国资委咨询。 　　时任卖方代理人的市国资委副主任肖卫星认为，外贸公司在香港的写字楼属境外资产，评估起来手续麻烦、时间较长，因此没有进行评估，但该房产是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挂牌交易的。 　　对于“只收回150万元人民币，其余的钱直接抵债”一事，肖卫星告诉记者，他们只负责该房产的交易，至于收回的款项如何分配，那是市政府定的。 特别关注:国企“蛀虫”为何能疯狂攫取国有资产 发布时间: 2008-07-30 侵吞手法和改革措施混杂更加隐蔽 利用改制漏洞扩权攫取财物 检察官解析哈尔滨两起侵吞国资大案 　　法制网记者 杜萌 法制网通讯员 陈宝琨 　　今天，黑龙江省公布的发生在哈尔滨的两起侵吞千万国资案成为全国各大网站的焦点新闻。本网记者为此采访了办案检察官，他们向记者剖析了两起案件背后值得深思之处。 　　关润松，人很精明，曾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 　　关润松，名声很大，在哈尔滨市房地产开发商中无人不晓。 　　命运在距离关润松54岁生日仅差月余的那天陡变。 　　7月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终审判决，在多达14页的判决书中，这个名字与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紧密相连———贪污国有资产1748余万元、17年有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关润松因在这起黑龙江省最大的侵吞国有资产贪污案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主角，而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 　　关润松入狱之前，在哈尔滨已先有尤箐彪、曲法顺两个国企干部因贪污罪被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共同犯罪的涉案金额达到1578万元，而关润松“后来居上”。 　　尤曲二人瞒天过海攫取国资 　　2004年5月，中共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率先启动150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将全市国有企业分类排队、梳理定位。 　　哈尔滨吉星房屋土地开发建设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 　　早在2001年12月31日，这家公司经上级机关审批进行改制，国有资产整体出售，由原企业职工一次性买断，改制后该公司更名为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尤箐彪、曲法顺利用担任公司总经理、财务部长的职务之便，事先将公司部分国有资金剥离于账外，存入以公司名义设立的秘密账户。等到在公司改制时，故意不将其秘密账户存入的国有资金纳入资产评估，隐匿、侵吞国有资金总计1578万元。 　　企业改制后，二人私自决定将隐匿的国有资金以恒佳公司名义入股新公司500万元，垫付新公司工程款650万元、土地出让金218万元。等到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二人于2002年5月、2003年1月以支付工程费、土地出让金的名义，从该公司支出650万元和218万元，将原国有资金串出又存回秘密账户。 　　2003年5月，有人在洞悉二人如此行为后，向检察机关举报。尤箐彪、曲法顺一个月后被逮捕。 　　关润松假冒瞒骗不择手段 　　2005年，哈尔滨国企改制进行得轰轰烈烈。 　　哈尔滨市检察院收到有关部门转交的一封署名举报信，反映关润松在经协公司国企改制过程中，侵吞公款及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 　　2005年4月21日，关润松开着奥迪轿车来到哈尔滨市松北区，联系某房地产项目开发一事。车至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前，几辆警车“嘎”地挡在眼前。他被公安机关的依法传唤。 　　介入调查的检察官，详细了解到关润松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操作的“精明”： 　　1998年2月，黑龙江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任命关润松为国有性质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 　　2000年4月13日，关润松向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提交了将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方案。这个方案于4月28日得到批准。关润松为达到个人独占公司的目的，私自将改制方案和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批复文件中的“股份合作制”全部修改为“股份制”，并将黑龙江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作为法人股份的100万元当成债务返还。 　　同年12月，关润松在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已被撤销的情况下，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批准，以黑龙江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冒充上级主管部门，在改制立项申请材料上签字，得到黑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开始进行清产核资。 　　在委托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清产核资时，关润松指使财务人员篡改、调整财务账目，并故意隐瞒正在建设中的“恒润嘉园”和4栋楼房，资产评估结果为：评估基准日公司净资产为20.62万元。 　　2001年7月31日，关润松又采取同样手法，骗得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以上级主管部门名义出具的文件，批复同意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 　　2001年8月29日至9月5日，关润松指使财务人员将公司售房款170万元反复存取，骗得1000万元验资证明，以此向黑龙江省工商局申报注册，将国有性质的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变更为个人所有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1年9月，改制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事实上为2631.42万元，而那家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的净资产仅为20.62万元，两者相差竟达2610.8万元。 　　办案检察官还查明，2000年12月14日、2001年1月4日，关润松先后两次指使财务人员将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房款100万元存入中国建设银行东大支行一家分理处验资专户，注册成立了以关润松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的恒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润恒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蛀虫”侵吞国资手法更加隐蔽 　　关润松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而在此前，法院终审判决：尤箐彪有期徒刑15年，曲法顺有期徒刑10年。 　　关润松与尤箐彪、曲法顺两起国企“蛀虫”案件令人反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关人士作了如下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有财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调动了人员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还在进一步探索当中，少数不法分子乘改革之机，利用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过程中的漏洞，疯狂攫取财物。而且，现在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方法更加隐蔽和复杂，往往与改革措施混在一起，给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增加了难度。 　　对于国企改制，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在办案实践中得出了深刻见解： 　　倘若精通业务的国企负责人暗地指使财务人员在财务账目上尽量少体现公司国有资产，而财务人员违法采用不体现收入、虚列成本和多列支费用等手法，对财务账目进行大量篡改，当公司向其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不出具真实原始账目，居心叵测的国企负责人就具备了贪污国有资产的犯罪条件。 　　国有企业改制缺少严格监督 　　关润松在公司独揽大权时，经常对手下的财务人员说：“让你在这儿干，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明天就走人！”办案检察官说，当国企负责人权重位高时，如果缺乏严格监督，公司重要部门的人员如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面对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控告举报。 　　检察官认为，评估机构必须对评估对象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及要求，对评估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不能仅仅对“纸上评估”负责，更不能当成借口规避法律责任。 　　关润松骗取了改制文件“批复”，其主管单位居然“不知情”。在办案检察官看来，国企改制存在漏洞： 　　漏洞一体制不健全 　　在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政府机构重新整合、职能调整进程中，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也难以及时解决，这客观上为职务犯罪的蔓延、发展创造了条件。 　　漏洞二监督制约不到位 　　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造成管理制约制度上的漏洞，一些企业在逐步摆脱政府部门管理的同时，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制约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甚至出现真空，任何事情都由企业负责人一人说了算。另外，在强调企业自主权时，政府却放松了对企业领导人的有效监督制约，尤其是对国企“一把手”的监督。这就给少数企业负责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条件。 　　漏洞三权力的私欲化 　　在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状况下，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由于制约管理制度不健全，权力没有了约束性，为那些私欲膨胀的人提供了非法牟利的机会，有些企业管理者乘机将扩大的权力变成了自己的私欲化领地，为所欲为。 　　法制网哈尔滨7月29日电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借国企改制鲸吞国资 “大蛀虫”两案涉3000余万元 http://heilongjiang.northeast.cn　　 2008-07-29 　　东北网7月29日讯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火打劫”，将国有资产纳入个人的“腰包”，成为哈尔滨市检察机关严查的“国资蛀虫”。日前，经哈尔滨市检察院终结并提起公诉和以原审判决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的两起侵吞千万国资的特大案件被终审判决。 　　省高级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原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关润松有期徒刑17年；以贪污罪分别判处原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尤箐彪、财务部长曲法顺有期徒刑15年和10年。 　　署名举报信揭发“大蛀虫” 　　2005年初，市检察院收到有关部门转交的一封署名举报信，反映关润松在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公司”)国企改制过程中，侵吞公款及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市检察院反贪局初查中发现：1954年出生的关润松曾任“经协公司”总经理，几年前经他一手操作，该公司已将国有公司改制换了“牌子”，变成了其自家的有限责任公司。随着侦查工作的步步深入，检察人员最终获取大量确凿的证据证实了其犯罪事实： 　　1998年2月，省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合委)任命关润松为国有性质的省经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经协公司)总经理。2000年4月，关润松向经合委提交将经协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方案得到批准。为个人独占该公司，关润松私自将改制方案和经合委批复文件中“股份合作制”字样全部修改为“股份制”，并将省经济技术联合总公司(以下简称经联总公司)作为法人股份的100万元作为债务返还。同年12月，关润松在经合委已被撤销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冒充上级主管部门在改制立项申请材料上签字，得到省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开始进行清产核资。在委托省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清产核资时，关润松指使其财务人员篡改、调整财务账目，使经协公司净资产评估结果仅为20.62万元，1700余万元被其隐匿、侵吞。 　　2001年7月，关润松又采取同样手段，骗得省经济技术合作办公室以上级主管部门名义出具文件，批复同意省经协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公司。随后，他将国有性质的省经协公司变更为其个人所有，并为董事长、法人代表的黑龙江省经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省高级法院终审认定，截至2001年9月，关润松完成所谓改制时，共侵吞国有资产1748.04万元。此外还认定：关润松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100万元，用于注册其个人成立的两个公司，进行营利性活动。据此，省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关润松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案发后，省经联总公司成立资产接收小组，对关润松经管的经协公司全面接管。 　检察院抗诉要求严惩二犯 　　尤箐彪曾任原国有哈尔滨吉星房屋土地开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吉星公司)经理、法人代表。 　　2001年12月，经有关部门批准，吉星公司将国有资产整体出售，职工参股，转制为股份制企业，成立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尤箐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市检察院审查确认： 　　2000年至2001年，尤箐彪、曲法顺利用任公司总经理、财务部长的职务之便，将公司的部分国有资金剥离于账外，存入以公司名义设立的秘密账户。在该公司由国有性质转制为民营性质进行资产评估中，二人使用欺骗手段，将1578万元账外资金予以隐匿，未参与评估。 　　改制后，二人又私自决定将隐匿的国有资金以某公司名义入股新公司并购买了住房。待哈尔滨吉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他们两次以从公司支付工程费、土地出让金的名义支出650万元和218万元，将原国有资金串出又存回秘密账户。2003年5月，二人听到有人举报后，才将隐匿在秘密账户上的国有资金转回公司账上，交纳了原国有公司及新公司所欠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 　　市中级法院认定尤箐彪、曲法顺在公司转制时故意隐匿巨额国有资金，逃避国资管理部门的监管，使用欺骗手段，实际控制国有资金，其行为均构成贪污罪，一审分别判处尤寈彪、曲法顺有期徒刑12年和5年。尤箐彪二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市检察院审查原审判决后认为，尤箐彪、曲法顺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且系乘国企改制之机实施的侵吞国资犯罪，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强烈，理应依法严惩。遂以原审判决对二犯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省检察院支持抗诉。 　　省高级法院经审理认为，尤箐彪、曲法顺具有非法占有国资目的，私设账外账户，共同贪污157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均系主犯。对曲法顺原审认定从犯并减轻处罚不当，对二被告人量刑偏轻，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成立。 　　日前，省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以贪污罪终审判处尤箐彪、曲法顺有期徒刑15年和10年。

改革开放,30年了,ZF一直宣传的掘起,可现在更多看到的是撅起.

层层剥笋：戳穿中共皇帝的新装 正方：腐败是个别现象，共产党干部绝大部分还是好的。 反方：这实在不值一驳。大陆人民都知道，共产党的官大大小小站成一排，如果凡贪污就枪毙的话，那么全部毙了肯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正方：改革开放了，钱多了，这一代（胡）共产党经不起诱惑了。上一代（江），上上一代（邓）还是好的嘛。 反方:胡时代和江时代我们都知道。邓时代又好到了哪里，六四学潮所为何来？不是共产党说的自由化，而是反腐败！ 正方:那毛时代的清廉总不可否认了吧。你看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还做表率，不吃肉呢。 反方：那时候搞运动，没什么东西可贪，中下层干部的腐败倒是很少见。但是中共高层在中南海照样莺歌燕舞，不管百姓死活。毛本人姬妃成群，大鱼大肉，却发动他的宣传机器，把自己包装成清廉的模样，真是无耻。顺便说一句，历史学家已证实，那三年风调雨顺，这又是共产党的又一谎言。 正方：那就算共产党49年后一贯专制，腐败，但解放前是他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这总没错吧，它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的。 反方：中国有句古话：成则为王败为寇，历史是胜者写的。国共相互之间是死敌。没错，国民党败了，共产党赢了。可想而知，一贯说谎的共产党会把它的死敌丑化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是代表民主自由的，而共产党是代表专制复辟，只不过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 正方：你说反了吧？这怎么可能？蒋介石不是个革命的刽子手吗？ 反方:当一个恶人先告状的时候，他不是总把好人说成恶人吗？你以为49以后的三反五反，搞大跃进，那么急切的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是为什么？就是让知情的人不敢开口。毕竟国统区的人民是知道事实的。当共产党篡了正义的合法的国民政府的政权的时候，它当然知道自己是非法的，所以想封住人民的嘴。历朝历代开国的时候总是大赦天下，有共产党那么嗜杀吗？如果它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有必要那么做吗？ 正方:等等，你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正义的合法的？照你这么说，共产党就是搞叛乱夺权的了。你这是颠倒黑白。 反方：恰恰相反，颠倒黑白的正是共产党，只因它夺了权，就利用权力掩盖它的罪恶，给人民灌输假的历史。赵紫阳曾说，如果给人民知道了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会被推翻。这就是从49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获得言论自由的真正原因。我且问你，抗日是谁领导的？ 正方：这是废话嘛，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我们从小都知道的。谁唱过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呢？里面不是写着“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中国早被日本灭亡了。 反方：我们就是这样相信共产党的。用常识想想吧，37年全面抗战时，共产党有多少军队，只有二万人马，一万三千杆枪枝。而国民党政府拥有270万陆军兵员，10万吨位的海军舰艇和600架飞机的空军。凭什么呀？共产党的2万人马都是天兵天将吗？否则它凭什么领导国民党几百万的军队？毛泽东死前不是说：这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了蒋介石，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吗？他为什么不说抗日呢？难道抗日不值得他毛泽东一提吗？毛心虚啊。 正方：太难以接受了！如果是这样，那共产党在抗日的时候干嘛去了。它不是在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吗？ 反方：他们在利用国难保存实力，扩充实力。知道《南泥湾》这首歌吧，“花篮里花儿香”，什么花？说出来吓你一跳，是罂粟花。八路军359旅不是搞什么大生产运动，而是种鸦片！《为人民服务》纪念的张思德怎么死的，熬鸦片时候死的，这样的人死得还重于泰山呐。所谓的抗日根据地，其实是避免和日军交战，甚至还和日军约定互不侵犯！当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哈哈大笑：蒋介石这股祸水终于被我们引到日本那里去了。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正方：我抗议！你越说越离谱了！历史怎么可能会是这样？我不能接受！那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人揭露出来吗？我怎么不知道？！ 反方：你也不想想？全中国的媒体，报纸，舆论控制在谁手里？你能知道吗？有谁敢说呢？他们不是一直强调一定要正面报道吗？ 正方：怎么可能?共产党创立的宗旨不是要救中国吗？怎么会这样？！ 反方：你又错了。它创立的宗旨根本就是夺取全国的政权，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它是斯大林扶持和直接指挥的。它毫不讳言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从本质上讲，根本就是一个外国势力扶植的党派，它哪里想救什么中国，它就像混水摸鱼，一心夺权，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你想想，国民政府蒋介石就不同意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就很干脆承认了。到底谁爱国？谁卖国呢？

萧瀚 《财经》杂志 总第216期 　 杨佳袭警案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要根据迄今为止的报道来对杨佳案进行评价，要对杨佳的行为进行法外评价，是有难度的。因为信息的公开并不彻底，而该案中被害人的身份又是警察。 　　由于信息公开的制度性问题，以及新闻自由的背景性缺失，杨佳的作案动机至今尚在迷雾中。人们对于警方对外所公布的信息，即警方所坚称的自己执勤之规范与尽责始终将信将疑，尤其是警方宣称的两次派人赴京与杨佳沟通，更令人疑窦丛生——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警察工作方式的通常经验反差实在太大。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警方一定撒谎，或者隐瞒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情节？答案显然不能是肯定的；那么，或者是否就应当相信警方公布的信息？答案显然也不能是肯定的。出于对公正的追求，我们对此事的背景真相只能存疑。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个基本的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 　　杨佳袭击的是警察，但具体受害的警察与杨佳自行车案似无关系。因此，杨佳的杀人犯罪，即使是一个报复性行动，也不是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基督山伯爵式复仇，而是以警察职业群体为报复对象的犯罪行为。但正是这种抽象性报复，使得警方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处境——无论他们怎么做，没人会相信警察的公正：难道他们会不恨杨佳？难道办案人员不会借势杀鸡儆猴？难道办案警察不会兔死狐悲？ 　　7月14日，22岁的苏州无业青年郏啸寅因造谣被批捕，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使得杨佳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人们在原有的不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警方的狐疑。 　　这一切都因为警方在此事件中，既是案件的被害方，又是案件承办者，还是信息的几乎垄断发布者——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使得警方在此事件中成为面对杨佳个人的绝对强势者，而在舆论环境中却成为绝对的弱势者以及公信力的最低享有者。拥有公权力的警方，一旦成为自己案件的信息垄断者，那么就会最先失去公信力，人们会认为一切信息的发布都是从有利于警方的角度出发。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经过了修饰与伪装，那么人们的怀疑就是正当的；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确实是事实真相，他也不得不因为自己的地位而被冤枉——这种冤枉显然是咎由自取。 　　但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谁被冤枉，也在于真相因此而不可求证——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目前，杨佳案件已经进入公诉阶段。要结束警方的尴尬局面，并非毫无办法：无论是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还是依法审判的法院，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职权，通过信息透明化等手段来唤回公众的信任。 　　而且，如果受理此案的检察院、法院能够就此案独立于警方，充分发挥法律所授予的职权，也有利于打破“公检法”一体化的传统，重树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因此，我们一方面有理由期待“杨佳袭警事件”这一具体的个案在随后的司法程序中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另一方面，就该个案引发并进行制度性调整的思考，也是必须的。 　　除了开放新闻自由，提早辩护人介入案件的时间，尤其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明确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时间。即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见到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其他辩护人则要再经历一道检察院的许可。无论哪一种辩护人，在侦查阶段都无法介入案件，这显然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各方面人权的保护不利，理由如下： 　　——非外伤性的逼供、诱供、套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提前介入则完全无法获取证据。 　　由于侦查技术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宿疾，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相对于制度，相对于物质性的恶，人的肉身实在非常脆弱。如《古拉格群岛》提到的18种严酷的刑讯逼供，很多都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留下任何明显的外伤，这也就意味着刑讯逼供完全可以做到口说无凭、了无痕迹；意味着只要律师不在场，刑侦人员要从犯罪嫌疑人嘴里找到自己最需要的口供，基本上不用费很大力气。 　　——在袭警案中，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刑侦人员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别憎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外的折磨，也是极有可能的。在许多案件中都可能存在过这样的情况。制度性赋予的权力，激发了刑侦人员人性中的恶，于是将自己的调查对象视为一种掌上玩物，以至于百般折磨，仅为了恶意取乐。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出现的概率不会很高，那么在袭警案中，这样的概率可能就会相应提高，这也符合人性之常——只是它是一种恶，一种制度应当尽力防止的恶。而这些恶劣的行径，只要施虐的刑侦人员稍稍动一下脑筋，都不会留下明显外伤，因此也使辩护人无从为当事人获取证据。 　　——辩护人不能介入刑侦工作，严重败坏刑侦工作的公信力与办案效率。 　　拒绝辩护人介入刑侦，固然给刑侦调查带来一定的效率，但是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它所带来的弊病远大于它的收益。在这种刑讯逼供之嫌永远不能避免的案件刑侦中，基本的公信力将丧失；同时，冤案的概率也将无限上升。虽然有检察院这一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尤其他无法约束刑讯逼供。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般普通刑事案件，还是袭警案，辩护人不得介入刑侦活动，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惟一的结果是促成刑侦人员个人的侥幸心理，败坏制度，败坏公民基本人权，败坏公权力的公信力。 　　在袭警案中，我们更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制度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更为严重的权利侵害。 　　这次杨佳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少受一点或者一点都不受刑讯逼供之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在其他的未被报道的袭警案中呢？而且，进一步说，如果施虐者的施虐方式更为巧妙，即使成为社会热点的袭警案，恐怕都难以避免刑讯逼供以及逼供外的恶意折磨现象。 　　综上所述，在现有制度下，袭警案凸显公安机关的形象与公信力的尴尬，有助于人们思考改变目前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修订《刑事诉讼法》，辩护人介入刑事侦查活动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杨佳案的悖论 李大同 上海警方现在最后悔的，恐怕就是当初没有在案发现场直接击毙杨佳了。如果当时就击毙了案犯，哪会有今天的麻烦？至少不会有律师介入，不会有公开的审判，也不会有媒体的追根问底了。 近十几年来，中国发生过不少起恶性的暴力杀人案，破案后，案犯的作案动机和理由媒体大致能理出个头绪，或恶意报復，或心理变态，或黑社会的亡命之徒，总之人们还能够理解。唯独杨佳案除非被刻意掩盖，至今没有任何能够让人理解作案动机。案发初期，有媒体试图在杨佳的父母离异上做文章，暗示他可能因此有心理疾患，不过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千上万，和杀人实在没有任何联繫。媒体的寻找真是很厉害，结果证明了杨佳很小就具有强烈的公德意识，对父亲随手扔在马路上的烟头他会捡起来扔进垃圾筒，对母亲不走人行道也很不满，就是在游戏中，也「从不作弊耍赖」。网民们甚至搜索出了杨佳的博客，笔者仔细读过之后，没有看到一点反社会的痕，相反，他想的是「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很享受徒步远足的疲劳感；作為一个单身青年，他也想「结交美女」。一句话，他很正常。然而他的经歷中确实与警察有关：前年他去山西旅游，在火车站无端被警察打断门牙，经向公安部投诉，获得赔偿3万元。 杨佳被审讯时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寧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个委屈是不是确实存在，杨佳的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我想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其实，审判的结果如何对杨佳已经不重要，他不是去上海讨说法的，而是以一死去给说法的。然而杨佳是否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对中国社会很重要。 案情目前疑点太多：杨佳案发前多次向上海公安局和公安部投诉，他投诉的文本為何不予公开？杨佳被留置派出所的6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麼，警方只公布了几分鐘的街头录音，录音显示杨佳虽态度强硬，却并非无理取闹。杨佳的母亲案发后突然失踪，北京的亲人都找不到，可上海的律师却可以轻易获得他母亲的授权，这些都正常吗？ 笔者的经验里，从来没有见过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袭警案犯，公眾给予了如此强烈的同情，甚至给杨佳的行為以完全正面的评价，著名教授邓正来著文，称以美国宪法衡量，「杨佳杀警是在实现他的自卫权！」 这是正常的社会心理吗？如果正常，证明这个社会的警察系统已彻底丧失公的信任，非法却合乎正义；如果不正常，那麼将一个没有任何前科的良民逼上暴力之途的原因又是什麼呢？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笔者谨希望，对杨佳的审判不至於再加深这种悖论。 http://www.zmw.cn/bbs/rwb6p1i87173.shtml 邓正来：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经过被政府管理的人们认可并授予的政府权力才是正当的政府权力，人们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才建立政府，当政府违背这些目的时，人民有权力也有义务变更或废除政府，并根据人民的需要建立新的政府。那么，人民如何使用权利废除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当时宪法起草人杰佛逊认为，只有百姓有持枪权才能将这种权力付诸实践。美国宪法规定，任何条文可以根据将来的情况加以修改，但百姓自由持枪这一条绝对不能改，它被写在了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当中：“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因为如果百姓不能自由持枪，百姓的自由就会被剥夺。宪法规定，当政府用枪对准人民的时候，人民可以用枪来推翻政府。另外，如果任何官员贪污了人民的钱，任何百姓都可以用枪来夺回自己的利益。也就谁说：美国法律之所以不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 暴 政的自由”。 没枪怎么推翻暴 政？虽然美国已经实现了民主，但是出于对暴政的天然防备心理，美国法律坚决保证人民持枪的权利。 “当社会、政府、法院不能给你公平的时候，你可以用枪来实现。”这就保证了美国没有贪官污吏，不是他们不想贪污，而是怕被打死。如果你的上司欺负你，你可以与他同归于尽。所以，人权才能得到保护。靠自觉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当政府剥夺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用武力镇压人民实行专制 和暴 政时，人民有权用武力进行反抗。这意味着，人民有选择用和平方式或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的权力，当政府不允许人民用和平方式变更政府时，人民只能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而且必须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人民必须保留使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变更政府的权力。这意味着，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地方政权授予中央政权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及军警是人民管理社会的一种工具，人民不允许政府及军警垄断武器，人民对政府不完全授权。人民授权政府常备军警拥有武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又保留人民持枪的权利，保留人民自保的权利，保留人民监督和控制政府及军警的权利，从而达到人民利用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时，人民又管理和制约政府，人民又参加社会管理的目的。虽然枪能被坏人用来杀害无辜百姓，但百姓自由持枪使得社会公正比较起来，开国元勋杰佛逊认为正面意义大得多。他认为，敢不敢让人民自由持枪，是政府是否真正相信人民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民主国家才具有让百姓持枪的权利；只有百姓有持枪的权利，民主国家才能持久。所以，美国不可能因为暴徒制造杀人案件而收回百姓自由持枪的权利。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就必然有贪官污吏；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军事政变就在所难免；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什么政府都可以代表人民； 宪法赋予人民持枪权，就是旗帜鲜明地赋予人民“以暴易暴”的权力；而且，‘以暴易暴”是人民的义务。 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可以说，杨佳杀警是在实现他的自卫权！这与七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民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日寇侵略，并无本质不同！ 2008年7月7月上海 http://hi.baidu.com/yiqiyd/blog/item/92a4395472f4985ed009062c.html 刘洪波:青年派出所收审后怎会莫名失踪12年 问题与主义 @ 2008-7-31 20:10:47 阅读(398) 引用通告 分类: 转:网络热点 2008年07月31日 潇湘晨报 刘洪波 这确实是一桩奇异的案件，一名青年被派出所收审后莫名失踪，一去12 年。 我们还不能确认这一去到底有多远。今年5月，这名叫周兴兵的青年已由法院宣布死亡。这只是让与他有关的各种法律关系得到一个稳定状态而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人的痛苦并不能因宣告死亡而终结。 现在，周兴兵的家人与湖北省谷城县公安局的诉讼已经开庭，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事实，令人相当匪夷所思。1996年6月10日，周兴兵搭车由房县前往襄樊，在谷城县大峪桥与人争执，砸坏汽车玻璃被该镇派出所收审。一个星期后，周兴兵的父亲和弟弟等人接到谷城警方通知，前去交纳罚款领人，却被告知周兴兵已在前一天被释放。警方材料说，释放是因为周兴兵在收容审查所“不遵守监规、不服从管理，精神异常，且涉案金额较小”。 此案代理律师已经指出，谷城公安局只有一份“解除收容审查决定书”，而且释放周兴兵的文书上没有当事人签字，也无其他旁证。谷城县公安局则称周兴兵对讯问不配合，不签字，所以文书上没有其签字。 我简直像是听到了一段天方夜谭。公安局通知周兴兵的家人交纳罚款领人，却未待交纳罚款就放人，这并不符合常理。砸坏的玻璃还未赔啊，放个人真有这么简单？ 周兴兵不遵守监规、不服从管理，这就可以放，难道收监是这么好放的？闹监要制服，让他多吃些苦头，而不是放人啊，否则还成什么体统。哦，周兴兵“精神异常”，所以要放。但精神异常不异常，得有个起码的鉴定啊，否则收入监号的不都可以因为异常而放光？何况，精神异常到了要放人的程度，你更没有直接放掉的道理，应当等待他的家人领人，带他去治疗，你这一放，知道他会是何下场，这不是太不负责了吗？而且，周兴兵以前有过精神异常没有，为什么你一捉，他就异常，而且异常到你不得不放人，连个签字都无法留下的地步，这也是很奇怪的。 现在，谷城县公安局只能出具一些自说自话、没有旁证的材料，却仍在坚持收审及放人都正确。也就是说，这个机关没有表现出对一个公民因自己捉放而失踪有愧疚之情的意思。事实上，我们能够确信周兴兵曾经被捉去，但除了谷城县公安局，没有人能够肯定周兴兵被放出。这个公民到底怎样了，还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周兴兵的家人有权向公安局要人，有权要求公安局提供他确已被释放的充分证据，如果周兴兵是因为精神异常而被释放，他们也有权为周兴兵的各种不幸可能而向谷城县公安局要求赔偿。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认为谷城县公安局在周兴兵失踪事件中没有责任，周兴兵精神正常，谷城县公安局不会释放他。周兴兵精神异常，谷城县公安局没有理由将他放出而陷其于无望之境，而且他何以精神异常还需要进行调查。 一个公民的生命，将会被怎样对待？周兴兵失踪事件给了我们答案，那是12年前由一个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直到现在，这个答案仍被公安机关坚持为正确。现在，这个答案将要由法院给出，周兴兵的家人对谷城县公安局的诉讼如何判决，会告诉我们今天法律上怎样看待人的价值。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1411725&id=2374724&skin=0&page=1

萧瀚 《财经》杂志 总第216期 　 杨佳袭警案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要根据迄今为止的报道来对杨佳案进行评价，要对杨佳的行为进行法外评价，是有难度的。因为信息的公开并不彻底，而该案中被害人的身份又是警察。 　　由于信息公开的制度性问题，以及新闻自由的背景性缺失，杨佳的作案动机至今尚在迷雾中。人们对于警方对外所公布的信息，即警方所坚称的自己执勤之规范与尽责始终将信将疑，尤其是警方宣称的两次派人赴京与杨佳沟通，更令人疑窦丛生——这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警察工作方式的通常经验反差实在太大。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警方一定撒谎，或者隐瞒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情节？答案显然不能是肯定的；那么，或者是否就应当相信警方公布的信息？答案显然也不能是肯定的。出于对公正的追求，我们对此事的背景真相只能存疑。 　　由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个基本的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事务的法官。 　　杨佳袭击的是警察，但具体受害的警察与杨佳自行车案似无关系。因此，杨佳的杀人犯罪，即使是一个报复性行动，也不是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基督山伯爵式复仇，而是以警察职业群体为报复对象的犯罪行为。但正是这种抽象性报复，使得警方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处境——无论他们怎么做，没人会相信警察的公正：难道他们会不恨杨佳？难道办案人员不会借势杀鸡儆猴？难道办案警察不会兔死狐悲？ 　　7月14日，22岁的苏州无业青年郏啸寅因造谣被批捕，这个节外生枝的事件，使得杨佳案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人们在原有的不信任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对警方的狐疑。 　　这一切都因为警方在此事件中，既是案件的被害方，又是案件承办者，还是信息的几乎垄断发布者——这种三位一体的角色，使得警方在此事件中成为面对杨佳个人的绝对强势者，而在舆论环境中却成为绝对的弱势者以及公信力的最低享有者。拥有公权力的警方，一旦成为自己案件的信息垄断者，那么就会最先失去公信力，人们会认为一切信息的发布都是从有利于警方的角度出发。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经过了修饰与伪装，那么人们的怀疑就是正当的；如果警方公布的信息确实是事实真相，他也不得不因为自己的地位而被冤枉——这种冤枉显然是咎由自取。 　　但最为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谁被冤枉，也在于真相因此而不可求证——如果没有正当的程序，真相可能永远被淹没在猜测之中。 　　目前，杨佳案件已经进入公诉阶段。要结束警方的尴尬局面，并非毫无办法：无论是审查起诉的检察院，还是依法审判的法院，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职权，通过信息透明化等手段来唤回公众的信任。 　　而且，如果受理此案的检察院、法院能够就此案独立于警方，充分发挥法律所授予的职权，也有利于打破“公检法”一体化的传统，重树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因此，我们一方面有理由期待“杨佳袭警事件”这一具体的个案在随后的司法程序中能够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另一方面，就该个案引发并进行制度性调整的思考，也是必须的。 　　除了开放新闻自由，提早辩护人介入案件的时间，尤其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律师在场制度，尤为重要。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明确了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可以介入案件的时间。即检察院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见到犯罪嫌疑人，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其他辩护人则要再经历一道检察院的许可。无论哪一种辩护人，在侦查阶段都无法介入案件，这显然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各方面人权的保护不利，理由如下： 　　——非外伤性的逼供、诱供、套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不提前介入则完全无法获取证据。 　　由于侦查技术的原因，也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宿疾，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相对于制度，相对于物质性的恶，人的肉身实在非常脆弱。如《古拉格群岛》提到的18种严酷的刑讯逼供，很多都不会给犯罪嫌疑人留下任何明显的外伤，这也就意味着刑讯逼供完全可以做到口说无凭、了无痕迹；意味着只要律师不在场，刑侦人员要从犯罪嫌疑人嘴里找到自己最需要的口供，基本上不用费很大力气。 　　——在袭警案中，极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刑侦人员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别憎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逼供外的折磨，也是极有可能的。在许多案件中都可能存在过这样的情况。制度性赋予的权力，激发了刑侦人员人性中的恶，于是将自己的调查对象视为一种掌上玩物，以至于百般折磨，仅为了恶意取乐。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出现的概率不会很高，那么在袭警案中，这样的概率可能就会相应提高，这也符合人性之常——只是它是一种恶，一种制度应当尽力防止的恶。而这些恶劣的行径，只要施虐的刑侦人员稍稍动一下脑筋，都不会留下明显外伤，因此也使辩护人无从为当事人获取证据。 　　——辩护人不能介入刑侦工作，严重败坏刑侦工作的公信力与办案效率。 　　拒绝辩护人介入刑侦，固然给刑侦调查带来一定的效率，但是由于权力的不受制约，它所带来的弊病远大于它的收益。在这种刑讯逼供之嫌永远不能避免的案件刑侦中，基本的公信力将丧失；同时，冤案的概率也将无限上升。虽然有检察院这一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有限的，尤其他无法约束刑讯逼供。 　　由此可见，无论是一般普通刑事案件，还是袭警案，辩护人不得介入刑侦活动，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惟一的结果是促成刑侦人员个人的侥幸心理，败坏制度，败坏公民基本人权，败坏公权力的公信力。 　　在袭警案中，我们更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样的制度可能会给犯罪嫌疑人带来更为严重的权利侵害。 　　这次杨佳案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少受一点或者一点都不受刑讯逼供之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在其他的未被报道的袭警案中呢？而且，进一步说，如果施虐者的施虐方式更为巧妙，即使成为社会热点的袭警案，恐怕都难以避免刑讯逼供以及逼供外的恶意折磨现象。 　　综上所述，在现有制度下，袭警案凸显公安机关的形象与公信力的尴尬，有助于人们思考改变目前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修订《刑事诉讼法》，辩护人介入刑事侦查活动应当成为一项基本制度。■ 杨佳案的悖论 李大同 上海警方现在最后悔的，恐怕就是当初没有在案发现场直接击毙杨佳了。如果当时就击毙了案犯，哪会有今天的麻烦？至少不会有律师介入，不会有公开的审判，也不会有媒体的追根问底了。 近十几年来，中国发生过不少起恶性的暴力杀人案，破案后，案犯的作案动机和理由媒体大致能理出个头绪，或恶意报復，或心理变态，或黑社会的亡命之徒，总之人们还能够理解。唯独杨佳案除非被刻意掩盖，至今没有任何能够让人理解作案动机。案发初期，有媒体试图在杨佳的父母离异上做文章，暗示他可能因此有心理疾患，不过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成千上万，和杀人实在没有任何联繫。媒体的寻找真是很厉害，结果证明了杨佳很小就具有强烈的公德意识，对父亲随手扔在马路上的烟头他会捡起来扔进垃圾筒，对母亲不走人行道也很不满，就是在游戏中，也「从不作弊耍赖」。网民们甚至搜索出了杨佳的博客，笔者仔细读过之后，没有看到一点反社会的痕，相反，他想的是「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很享受徒步远足的疲劳感；作為一个单身青年，他也想「结交美女」。一句话，他很正常。然而他的经歷中确实与警察有关：前年他去山西旅游，在火车站无端被警察打断门牙，经向公安部投诉，获得赔偿3万元。 杨佳被审讯时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寧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个委屈是不是确实存在，杨佳的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我想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其实，审判的结果如何对杨佳已经不重要，他不是去上海讨说法的，而是以一死去给说法的。然而杨佳是否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对中国社会很重要。 案情目前疑点太多：杨佳案发前多次向上海公安局和公安部投诉，他投诉的文本為何不予公开？杨佳被留置派出所的6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麼，警方只公布了几分鐘的街头录音，录音显示杨佳虽态度强硬，却并非无理取闹。杨佳的母亲案发后突然失踪，北京的亲人都找不到，可上海的律师却可以轻易获得他母亲的授权，这些都正常吗？ 笔者的经验里，从来没有见过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袭警案犯，公眾给予了如此强烈的同情，甚至给杨佳的行為以完全正面的评价，著名教授邓正来著文，称以美国宪法衡量，「杨佳杀警是在实现他的自卫权！」 这是正常的社会心理吗？如果正常，证明这个社会的警察系统已彻底丧失公的信任，非法却合乎正义；如果不正常，那麼将一个没有任何前科的良民逼上暴力之途的原因又是什麼呢？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笔者谨希望，对杨佳的审判不至於再加深这种悖论。 http://www.zmw.cn/bbs/rwb6p1i87173.shtml 邓正来：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 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经过被政府管理的人们认可并授予的政府权力才是正当的政府权力，人们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才建立政府，当政府违背这些目的时，人民有权力也有义务变更或废除政府，并根据人民的需要建立新的政府。那么，人民如何使用权利废除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当时宪法起草人杰佛逊认为，只有百姓有持枪权才能将这种权力付诸实践。美国宪法规定，任何条文可以根据将来的情况加以修改，但百姓自由持枪这一条绝对不能改，它被写在了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当中：“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因为如果百姓不能自由持枪，百姓的自由就会被剥夺。宪法规定，当政府用枪对准人民的时候，人民可以用枪来推翻政府。另外，如果任何官员贪污了人民的钱，任何百姓都可以用枪来夺回自己的利益。也就谁说：美国法律之所以不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民有推翻 暴 政的自由”。 没枪怎么推翻暴 政？虽然美国已经实现了民主，但是出于对暴政的天然防备心理，美国法律坚决保证人民持枪的权利。 “当社会、政府、法院不能给你公平的时候，你可以用枪来实现。”这就保证了美国没有贪官污吏，不是他们不想贪污，而是怕被打死。如果你的上司欺负你，你可以与他同归于尽。所以，人权才能得到保护。靠自觉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当政府剥夺人民自由选举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剥夺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时，当政府用武力镇压人民实行专制 和暴 政时，人民有权用武力进行反抗。这意味着，人民有选择用和平方式或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的权力，当政府不允许人民用和平方式变更政府时，人民只能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而且必须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来变更政府，人民必须保留使用暴力方式和暴力手段变更政府的权力。这意味着，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利是有限的，地方政权授予中央政权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及军警是人民管理社会的一种工具，人民不允许政府及军警垄断武器，人民对政府不完全授权。人民授权政府常备军警拥有武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同时又保留人民持枪的权利，保留人民自保的权利，保留人民监督和控制政府及军警的权利，从而达到人民利用政府管理社会的同时，人民又管理和制约政府，人民又参加社会管理的目的。虽然枪能被坏人用来杀害无辜百姓，但百姓自由持枪使得社会公正比较起来，开国元勋杰佛逊认为正面意义大得多。他认为，敢不敢让人民自由持枪，是政府是否真正相信人民的试金石。他说，只有民主国家才具有让百姓持枪的权利；只有百姓有持枪的权利，民主国家才能持久。所以，美国不可能因为暴徒制造杀人案件而收回百姓自由持枪的权利。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就必然有贪官污吏；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军事政变就在所难免； 人民没有了持枪权，什么政府都可以代表人民； 宪法赋予人民持枪权，就是旗帜鲜明地赋予人民“以暴易暴”的权力；而且，‘以暴易暴”是人民的义务。 从美国宪法看杨佳杀警案，可以说，杨佳杀警是在实现他的自卫权！这与七十一年前的中国人民在卢沟桥奋起反抗日寇侵略，并无本质不同！ 2008年7月7月上海 http://hi.baidu.com/yiqiyd/blog/item/92a4395472f4985ed009062c.html

上海警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黎阳 2008．7．26． 原载：华岳论坛 都说上海人“精明”、“拎得清”，可是上海警方似乎“出污泥而不染”，在杨佳一案迄今为止也没叫人看出有点“拎得清”的样子——又是记者招待会又是专家访谈地忙得不可开交，无非想让人们相信两条：第一，“我没错，全是杨佳坏”；第二，“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主观上虽如此努力，而客观上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费死劲折腾了半天还弄不清自己实际在干什么，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这能算“拎得清”吗？ 人们对杨佳是否犯罪没有疑问，有疑问的是杨佳为什么犯罪——人们更想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犯罪，而不是仅仅知道谁犯了罪；这就如同人们更想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癌症，而不是仅仅知道谁得了癌症一样。 毛泽东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佳没有犯罪前科，没有不良记录，一向循规蹈矩，怎么到了上海一趟突然就来了那么大的仇恨，以至于犯罪，而且犯死罪？杨佳在北京长到28岁，不会是头一次见警察吧？不会是第一次被警察管吧？无权无势又不是天生的“呆霸王”、惯于横行霸道，为什么被上海警察来了次“文明执法”就纠缠不休，又是写信又是投诉的没完没了，最后宁可同归于尽？既然上海警方说杨佳精神正常，那如何解释精神正常的人无缘无故想找死？不弄清来龙去脉，怎么能知道真正的犯罪原因？不弄清真正的犯罪原因，今后如何制止类似的犯罪？ 上海警方再三再四强调杨佳一案中自己“执法过程规范”、“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执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程序，执法行为正当”、“民警执法依据职权、文明公正，且在杨佳提出不正当要求的情况下，警方还两次赴京尽力做工作，表达了善意”，总而言之自己毫无暇疵，一切都是杨佳坏，突如其来就从良民摇身一变成了罪犯，毫无原因，毫无征兆，毫无道理。如果真是这样，那公安部的“预防犯罪”机构系统不如干脆撤消算了，因为杨佳此例足以证明“犯罪不可预测”，就如同“地震不可预报”一样，防不胜防。既然犯罪不可预测预防，那设立“预防犯罪”机构还有什么意义？靠“预防犯罪”吃饭的自然只好“下岗”、“买断工龄”了。 如果“硬赶着鸭子上架”，既要咬定世界上存在“无缘无故的恨”、存在杨佳这种“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突然犯罪”，又偏要“预测预防犯罪”，明明“防不胜防”还非要防，那就只能“风声鹤戾，草木皆兵”——谁都可疑，谁都靠不住，谁都得防，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换句话说就是“以人民为敌”。结论：大力提高警察的“威慑力”、“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而碰到杨佳这样“父母离异”、“单亲母亲带大”、“跟父亲长期没有联络”、“对社会的消极心理在脑子积存的太多”、“性格孤僻”、“没有固定工作”的“北京人”则干脆如临大敌，只要觉得稍不对劲，立刻就是一枪……总之一句话：靠“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铁血铁腕”、“枪口刀尖”来维持“和谐”——如此“理论”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历史已经给了个名字，叫“法西斯”。 ——“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 谁也没有质疑“警察有没有权力”。人们质疑的是“警察如何行使权力”——“请出示证件”是一种方式。“喂，你给我过来！把证件拿出来！说你哪！给我放老实点，不然揍死你！”也是一种方式。不由分说上来先给一嘴巴踹一脚再说话又是一种方式。一言不合便带到“局子”里“审查审查”，甚至继承《水浒》中“太祖武德皇帝旧制”，进门先打“一百杀威棒”，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这更是一种方式——同样是行使权力，却可以有许多完全不同的方式。方式不同，后果不同。这难道奇怪吗？ ——“上海警察最文明，素质最高”。 别乱打包票。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素质高”不等于没有害群之马。这是一。第二，说上海诸如芦湾区、徐汇区之类“富人区”的警察执法“文明程度高”或许比较可信，因为那些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谁也不知道碰上的是不是个“新社会阶层”，或跟“新社会阶层”有关系。而闸北区就难说了——工人区，贫民区，“弱势群体”区，住那里的有几个是“有来头”的？当年日本鬼子炸上海不就专炸闸北？——知道这里全是穷人，没什么洋人阔人，不容易引起国际纠纷，好欺负，所以炸起来肆无忌惮（提个醒：看过《英雄儿女》没有？里边主角王芳有一句话就提到了这段历史：原先住在闸北，日本鬼子进攻时把闸北区都烧光了，就搬到浦东去了）。可见欺负闸北的“弱势群体”是有“国际传统”的。如果今天有人跟当年的“大日本皇军”“国际接轨”，仗着有权，在闸北的“弱势群体”面前横行霸道惯了，顺便把杨佳也“接轨”了一番呢？那杨佳后来的一切反应就全都不是迷了。 上海警方矢口否认有这种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不难证明：“脚正不怕鞋歪”，“真金不怕火炼”，只要全文如实公布杨佳的投诉材料，允许公众自行核实就行。让人们找杨佳的母亲间接了解情况也可以。奇怪的是杨佳的投诉材料严格保密，杨母在被上海警方找去“协助调查”后突然“离奇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上海警方却拒绝就此回应，而上海警方指派的辩护律师谢有明却能够取得“失踪”的杨母的“委托”成了杨佳的“辩护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