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不应受到惩罚。因言获罪，这种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陋习该休矣！

 

 

      昨日（7月24号），《新京报》在其“改革开放30周年”连续专题报道中，刊登了美联社前驻京记者，也是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刘香成1989年6月于北京拍摄的一张照片（受伤的民众被送往医院），以记叙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

      此举招来不可预测之横祸，有人称，按照惯例，《新京报》将会受到严惩，其相关编辑人员将被迫去职。这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并不令人吃惊，多少新闻人因为犯忌而遭到惩罚，轻则写检讨、降职，重则开除，甚至坐牢。

      笔者曾经就职的《南风窗》和《中国新闻周刊》就遭受过此等命运，秦朔经常苦恼却无奈地伏案撰写检讨书，钟诚更是因为杂志中某篇文章的"一句话"被迫离开总编辑的岗位。

      还有众所周知的"冰点"事件，更是将当局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现状展现到了国际面前，引来多少外国人的侧目和反对！

      从短期而言，似乎惩处了媒体人，显示了宣传部门的威力，保住了舆论的正确性。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很愚蠢，带来的是多输局面，媒体人固然失去了话语平台，但当局却在文明的世界面前丢尽了面子，败坏了形象。

      具体到《新京报》此次事件上，我认为他们并未有过错，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1989年的天安门是不可绕过的，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进程。

      那是一场大悲剧。年轻生命的流失，政治改革进程的中止，整个中国社会从此进入"物质至上"时代，人人为钱奔忙，精神开始荒芜，直到后来的道德沦丧。

      它铁定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怎能视而不见？怎能见而漠然？它实在值得深刻反思，为什么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会以流血的惨剧结束？为什么彼此不能达成妥协？

      不容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面貌被深刻地改变了，特别是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逐渐恢复了一些大国心态，对待异己也有了更多的宽容，不再轻易动用"武器"去批判。

      这是值得肯定的进步。执政党提倡"与时俱进"，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应该如此。历史就是历史，它已经发生，无可挽回，只有直面，不可回避。

      以进步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历史也将以进步的笔墨予以回馈。进步者之所以进步，并不是他从不犯错误，更不是犯了错误还拒绝承认甚至企图掩盖或篡改，而是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从错误中得到教训，以益来者。

      我们现在能够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再完全抹杀林彪的丰功伟绩，我们能够越来越客观地评价开国者毛泽东、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些就是环境宽松和心态进步的证明。

      所谓大国，不光是物质丰富、国力雄厚，还要有宽广、宽容的胸怀，海纳百川，百家争鸣。

      2008年，中国发生多少事，一波又一波的风浪袭来，在在考验中国的国力，更考验中国的胸怀。

      其中不少是由历史问题所引发的，例如西藏，例如台湾。我们如果不那么严苛，将不得不承认，当局应对的手段更柔软了，其背后无疑是心态的进步，这里面有外力的压迫，也有主动的求变。

     《新京报》此次"触犯"的也是历史问题，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敏感区域，一个躲不过去的区域。当局实在不应该再因循旧路，予以严惩。实在应该以进步的心态去看待这段历史，理解媒体的初衷，给予宽容。

      因言获罪，此种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的惩罚实在不应该发生在中国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中国经由这次盛会，应该展现给世界的是大国形象，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大国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