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的博客

是啊，那些所谓“左派”的狐朋狗友怎么没有来？

肯定是中国的外交部门和这些邪恶轴心国家商量安排好了的。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

请小布什来是一回事，给他上宾待遇也很容易，无非得罪几个名声狼藉的小首领。但是在民主体制和法制建设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向世界先进者靠拢的迹象。

看不见评论

宪法都是骗人的， 掌声都是虚假的， 当官都是腐败的， 教育都是骗钱的 金牌不能证明封建独裁的半点先进性

正义呢？？所有关于杨佳母子的事几乎都被屏蔽了 这就是问题

zt李劲松：上海谢有明律师很可能是非法拘禁绑架杨佳母亲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饱醉豚 @ 2008-7-23 23:38:18 阅读(211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认为上海谢有明律师很可能是非法拘禁绑架杨佳母亲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北京李劲松律师7月21日向京沪两地公检法寄交报案控告举报函 关于“北京警方正在寻找的失踪北京市民王静（闸北袭警案被告杨佳的母亲）很可能正处被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等非法拘禁绑架控制危险状态之中”之 《公民报案控告举报函》 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劲松，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我的居民身份证号是 3624271965071000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我（报案控告举报人）特此来函向贵机关书面报案控告举报“北京警方正在寻找的失踪北京市民王静（闸北袭警案被告人杨佳的母亲）很可能正处于被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等非法拘禁绑架控制危险状态之中”。 一、7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 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半个月里，杨佳的姨妈王丽与杨母王静失去一切联系。7月2日，王丽曾给王静家里打电话，但没人接听。 7月5日，王丽去慧忠里王静家寻找未果。此后，王丽想尽一切办法联系王静都未能如愿。7月13日和14日，王丽连续两天到大屯派出所打听王静的下落。派出所宋警官告诉她，王静确实曾被警方带到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但王静调查结束后便自行离开派出所。 宋警官告诉王丽，她可以到王静家中及其退休前所在单位寻找，如果还没有结果，可以向警方报王静走失。在多方寻找未果后，昨天（7月17日）下午2点20分，王丽持王静照片来到大屯派出所向警方报王静走失。 二、7月19日《京华时报》报道： 昨天（7月18日），杨佳的姨妈王丽打电话到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询问有无王静的消息。对方称此事属于查找走失人口，建议她向闸北分局治安支队了解情况。王丽打电话到闸北分局治安支队，被告知，在北京报走失，就应向北京警方了解情况。王丽说，昨天下午3点多，她致电北京大屯派出所，曾接待她报案的彭警官称，因不知道上海警方哪个部门了解情况，所以目前还无法和上海警方联系，但会帮忙查找，如有消息会通知她。当初将王静带至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的是上海警方，王丽询问这些警察属于上海公安的哪个业务部门，得到的答案是派出所内“好像没人知道”。 三、7月19日上海东方网报道： 从上海市律师协会获悉，闸北袭警案被告人杨佳已正式聘请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谢晋两位律师担任法院审判阶段的辩护人。案件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后，杨佳继续聘请两位谢律师为其辩护。之前杨佳书面委托母亲为自己聘请律师，并表示“除我母亲之外，任何人请的律师我都不认可，包括我的父亲。” 之后，两位谢律师专程赴京会见了杨佳母亲，其表示“经再三考虑，希望你们作为我儿子杨佳的辩护人”。当杨佳见到母亲亲笔签署聘请两位律师的书面材料后，随即签名表示同意，还办妥了所有委托手续。 四、看完上述新闻后，日前我再一次详细查阅了媒体在7月15日至7月19日期间，围绕北京律师会见杨佳、杨佳聘请了律师、王丽寻找杨佳母亲下落的相关报道。 在认真看了几遍后，我发现： 1、北京警方正在寻找的失踪北京市民王静（闸北袭警案被告杨佳的母亲）很可能正处被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等非法拘禁绑架控制危险状态之中”！ 2、上海谢有明律师很可能即是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之一！ 3、上海谢有明律师即便不是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他也应该是与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关系亲密深获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信任的知情关系人！ 据媒体报道，7月15日，北京熊律师受杨佳父亲委托来到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要求会见杨佳。也就是在这天，检察官就聘请律师问题，给杨佳作了一份笔录。 7月16日，检察官约请了熊律师，解释了不批准会见理由，并出示7月15日检察院给杨佳做的那份“只愿意接受母亲聘请的律师”笔录， 7月17日这天， 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的警官接到投诉后，回复熊律师称已经和看守所领导沟通过，因为检方称杨佳已经聘请了一名律师，所以才拒绝熊律师会见，但该警官没有透露杨佳所聘律师的姓名和详细信息。 而上海东方网报道，上海谢律师是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接受杨佳母亲聘请的。而检察院是在7月17日，才将案件起诉到法院。 案件进入了审判阶段后，杨佳如要聘请律师，应由法院来通知，已经不关检察院的事了。 杨佳在笔录中，表示了“只愿接受母亲委托的律师”，并没有提出由母亲代为聘请上海谢律师。 上海谢律师专程来北京，与杨佳母亲办理授权委托。谢律师来京的时间，最早也只能是在7月17日这天，即检察院将案件公诉到法院的当天（如他当天坐飞机来京的话）。 而在此前十几天，王丽多次到慧忠里小区407号楼，寻找杨佳母亲王静而未果。多次给王静打电话也无法联系上，一直到7月17日，实在难以联系和找到王静了，才迫不得已向北京警方报案。 让我们看一下7月18日《京华时报》的报道： 杨佳袭警案发生后半个月里，杨佳的姨妈王丽与杨母王静失去一切联系。7月2日，王丽曾给王静家里打电话，但没人接听。 7月5日，王丽去慧忠里王静家寻找未果。此后，王丽想尽一切办法联系王静都未能如愿。7月13日和14日，王丽连续两天到大屯派出所打听王静的下落。派出所宋警官告诉她，王静确实曾被警方带到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但王静调查结束后便自行离开派出所。宋警官告诉王丽，她可以到王静家中及其退休前所在单位寻找，如果还没有结果，可以向警方报王静走失。在多方寻找未果后，昨天（7月17日）下午2点20分，王丽持王静照片来到大屯派出所向警方报王静走失。 再看一下7月19日《京华时报》的报道： 昨天（7月18日），杨佳的姨妈王丽打电话到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询问有无王静的消息。对方称此事属于查找走失人口，建议她向闸北分局治安支队了解情况。王丽打电话到闸北分局治安支队，被告知，在北京报走失，就应向北京警方了解情况。王丽说，昨天下午3点多，她致电北京大屯派出所，曾接待她报案的彭警官称，因不知道上海警方哪个部门了解情况，所以目前还无法和上海警方联系，但会帮忙查找，如有消息会通知她。当初将王静带至大屯派出所协助调查的是上海警方，王丽询问这些警察属于上海公安的哪个业务部门，得到的答案是派出所内“好像没人知道”。 对媒体的采访和王丽的电话询问，上海警方均没有作回应。 五、王丽与杨佳母亲是姐妹关系，连妹妹都不知姐姐身在何处，还只能用报警办法来找人。上海谢律师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杨佳母亲的呢？ 是从杨佳那里获得王静手机号码联系上的吗？ 如通过手机能联系上王静，王丽也应该知道王静手机号码吧？她怎么就联系不上杨佳母亲呢？ 难道杨佳袭警后，王静换了新手机号码，来不及告诉王丽了？ 如是这样，杨佳在上海看守所也是不知道母亲新手机号码的。按照司法机关的规定，在判决生效前，家属是不能会见在押的亲人。 如果谢律师不是通过通讯联系上的王静，难道他有孙悟空的“火眼真睛”？从上海就知晓在千里之外的王静藏身在何处？ 六、众所周知： 如果王静已被某一伙人非法拘禁绑架控制起来了之后， 则至此非法拘禁绑架王静案被侦破之前， 北京警方和上海警方及王静的亲妹妹王丽和亲儿子杨佳等家属也就的确不知道王静在何处也的确无法找到见到王静了。 七、众所周知： 王静被某一伙人非法拘禁绑架控制起来了之后至此非法拘禁绑架案被侦破之前，能随时随意见到已被这一伙人非法拘禁绑架控制起来了的王静的人， 要么就是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 要么就是与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关系亲密深获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信任的关系人。 八、《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之第五节“利益冲突和回避”中明确规定：第七十六条，利益冲突是指同一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该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继续代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委托人的利益的情形。第七十七条，在接受委托之前，律师及其所属律师事务所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律师法》第五十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五)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 有利益冲突便会影响司法公正，这是一条极其浅显的道理。 本来，在杨佳闸北袭警案中，饱受质疑的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谢有明律师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依法回避。 可事实却是， 谢有明律师不仅敢于视民意为无物，还敢于公然践踏《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和《律师法》第五十条。 7月17日，案件进入审判阶段， 在杨佳已明确拒绝谢有明律师继续代理审判阶段辩护工作的要求且杨佳已明确要求只接受王静替自已聘请的律师在审判阶段作为自已的辩护谢律师后， 谢有明律师不仅没有依法回避，反而还为此又专程跑到北京来找北京警方和上海警方均不知其去向的王静做思想工作主动要求王静签字聘请自已在审判阶段作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而且，谢有明律师竟然是如有千里眼一样，在一天之内即快速准确地找到见到了之前与自已素不相识且杨佳母亲家属及北京上海两地警方都找不着见不到的杨佳母亲！ 至7月18日，杨佳的姨妈王丽仍无法找到见到王静！ 7月18日杨佳的姨妈王丽打电话到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刑侦支队，询问有无王静的消息。对方称此事属于查找走失人口，建议她向闸北分局治安支队了解情况。 王丽打电话到闸北分局治安支队，被告知，在北京报走失，就应向北京警方了解情况。 7月18日下午3点多，王丽致电北京大屯派出所，曾接待她报案的彭警官称，因不知道上海警方哪个部门了解情况，所以目前还无法和上海警方联系，但会帮忙查找，如有消息会通知她。 这说明，王静离开大屯派出所后，既没有被上海警方带去上海合法调查，也没有被北京警方合法控制。 九、综上所述： 1、我认为，北京警方目前正在依法寻找的失踪市民王静，现应该正是处于“被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的危险状态之中！ 2、我认为，此时出手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或此时出手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的幕后指使者，其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主要目的之一， 应该是惧怕王静自已或王静帮杨佳聘请的北京律师将相关责任人此前在处理杨佳案过程中的违法乱纪言行曝光于世被中央领导及全国民众知道千夫所指！ 3、我认为，此时出手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或此时出手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的幕后指使者，其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主要目的之二， 应该是确保不让上海谢律师之外的其他律师有条件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 4、我认为，上海谢律师很可能即是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之一！ 5、我认为，上海谢律师即便不是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伙犯罪嫌疑人之一他也应该是与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关系亲密深获非法拘禁绑架控制王静的这一伙犯罪嫌疑人信任的知情关系人！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举报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 十一、为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我现履行公民法定义务特向贵机关致送本关于“北京警方正在寻找的失踪市民王静（闸北袭警案被告人杨佳杨佳的母亲）王静很可能是处在被上海名江律师事务所谢有明等非法拘禁控制危险状态之中”之《公民报案控告举报函》。 若贵机关认为此报案控告举报事项不属于自已管辖，盼请贵机关将此报案控告举报事项及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按规定及时书面通知我。 若贵机关对于此份报案控告举报材料依法进行审查后认为确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立案；或者，需要举报人进一步协助调查时；祈请贵机关能将需要举报人协办的事宜及时书面通知我。 若贵机关对于此份报案控告举报的材料依法进行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亦祈请贵机关能及时将该决定书面通知我。 我的通信联系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东路31号中裕世纪大酒店A512室，邮编100038。我的电子邮箱是Yitong178@sina.com。电话：010-86869595。 此致 敬礼！ 报案控告举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李劲松 报案控告举报日期： 2008年 7 月 21 日 (*记者：蔡楚) (* *)

据7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近日，有报道称杨佳的两辩护律师到北京取得杨母王静（化名）同意后最终获聘，昨天上午，杨佳的姨母王丽（化名）对此真实性有怀疑。 昨天，王丽来到朝阳公安分局信访办公室，在和接访民警的交流过程中，王丽拿出了一份报纸，一篇报道中写着，谢有明和谢晋两位律师赴北京会见了杨佳母亲，杨母表示“经再 三考虑，希望你们为我儿子杨佳的辩护人”。接访民警表示，警方并不清楚王静到底在哪里，报道未必可信。 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后，我心里十分的纳闷。 7月19日的上海东方网，不是已经报道谢有明与谢晋在北京找到杨佳母亲，并办理了授权委托了吗？ 此前，王丽已向北京警方报王静“失踪”。朝阳公安分局为何不向上海两位谢律师核实一下，他们是否真的见过王静？王静现身藏何处的情况呢？ 在王静是否已“失踪”问题上，两个谢律师属于知情人，有义务协助北京警方做调查。 调查核实这些情况，应是北京警方的职责。 王静是被大屯派出所警察叫到所里，接受上海警方调查的。她在派出所内接受上海警方四天的调查，离开派出所之后就“下落不明”，北京警方应有义务协助找人。 杨佳聘请律师做辩护人与王丽寻找“失踪”王静，这两件简单的事情，竟然搞得越来越复杂了，真让人看不懂呀！ 到底是谁把简单的事情在复杂化？是杨佳与母亲，还是王丽与谢律师，抑或是上海警方与北京警方？ 两件事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到底该相信王丽的说法，还是两位谢律师的说呢？ 王丽敢向北京警方报警要求找人，我相信她是真正不知王静身在何处，王静的亲朋好友也不会知道她躲在哪里。 杨佳袭警案，已引起全国关注，北京媒体进行了多日的追踪报道，王静的亲朋好友怎么可能不知此事？怎么可能会不知道王丽在找王静？如果他们知道王静的消息，肯定会向王丽通报的，王丽也不会傻到不向亲朋好友打听王静下落的地步。 杨佳母亲还在北京，这有上海两位谢律师在北京见到了王静为证；杨佳母亲藏在北京什么秘密地方，连自己的妹妹和亲朋好友也找不到，这有王丽向北京警方多次要求找人为证。 看来，王丽要找到杨佳母亲的下落，并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我以为，要找到王静其实并不难，只要去问问两位谢律师就一清二楚了。当然，他们也许会以“王静有过交待，不能将她藏身的地方告诉任何人”，替当事人保密为由，拒绝向王丽提供王静下落。两个谢律师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能拒绝北京警方的调查，他们有义务向警方提供王静下落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位谢律师提供了王静身在何处，但你王丽同样也见不到，这其中的奥秘我就不直说了。但我相信，王静不论身在何处，她不是有危险的，她只是暂时“失踪”而已。按《香港文汇报》记者的说法，王静只是疑似“失踪”。我的同行中，有过这种“疑似”失踪经历的人就有几位。 面对媒体和王静家属的质疑，两位谢律师应有勇气予以回应。光明正大的拿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协议、收取律师费的发票，来澄清社会各界对自己的质疑。相信王丽看到王静的亲笔签字后也就不会再“怀疑”了。 杨佳袭警案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杨佳也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杨佳又必须要有律师作辩护人。如果辩护律师接受的委托存在问题，这将严重影响案件的判决。 王丽经过二十多天寻找不知杨佳母亲下落，北京警方也找不到杨佳母亲下落，两个谢律师却在北京顺利找到杨佳母亲办理委托。王丽因此怀疑授权委托的真实性，并不是在瞎胡闹，也是有根据的。 因此，建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律师接受杨佳母亲委托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以维护律师行业在社会中的形象。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刘晓原律师博客刘晓原律师博客

长平：杨佳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访问量[83740] 评论数[0] 发布于：2008-07-22 11:02 舆论普遍认为，被指派介入杨佳案的律师谢有明不适合做杨佳的辩护律师，原因有两点：一，他是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与受害人单位闸北警方属同一“老板”；二，是他发表了“杨佳精神状况正常”、“法律意识强”、“估计是死刑”等不利于杨佳的言论。然而，事情的戏剧性在于，“法律意识强”的杨佳偏偏选中了谢律师和他搭档，而拒绝了父亲为他聘请的另一位律师。 报道这一消息的新华社电讯中暗含了一种解释：杨佳和父亲关系不融洽，他只信任母亲，这两位律师手里的材料上有母亲的签名。更加戏剧性的是，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的杨母，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案件发生的当日下午，杨母被警方带到北京大屯派出所配合调查，随后就和亲属失去了联系。亲属到派出所去询问，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按走失人员报案。带走她的是上海警方，但上海警方称不知情，或曰“此案侦查阶段结束，不再发布消息”。要知道，如果一个公民被警方带走，然后就失踪了，那么这是另一桩案子了，而不是“此案”。这一桩案子本身就非同小可，加上与“此案”的关系，自然备受关注。警方有责任向当事人的亲属和社会公众释疑解惑，而不能以“此案侦查结束”为由来搪塞。 就“此案”而言，杨母是在何种情况下委托律师的，杨佳是否知道母亲失踪的消息，显然是不容忽视的情节。 这一起惨烈的袭警案发生后，虽然网络上有人为杨佳叫好，但是主流舆论无疑是同情受害民警。如果杨佳的确精神正常，那么死刑判决应该确凿无疑。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越要谨慎行事，不要让正义的伸张因为细节的不当处理而受挫。 我想起美国的辛普森案。至今还有很多美国人相信，在１９９４年夏天的那个夜晚，辛普森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前妻及其男友。当时警方也“人赃俱获”，“铁证如山”，但是最后陪审团裁定他无罪释放。辩方首先指出，警察是“在没有获得搜捕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民宅”，拿到的那些证据都应该视作无效。最要命的是，办案主力警察福尔曼被辩方指控为种族歧视者。他在法庭上宣称自己从来没有用过“黑鬼”这个歧视性词语，结果辩方找到一盒录像带，证明他在一个短时期内把这个词用了数十次。当法庭上出现辛普森戴不上那双血手套的情节时，陪审团基本上相信了这位黑人明星是遭到种族歧视者的陷害了。 这一场“世纪审判”使得警方备受打击。“在世界面前，洛杉矶警察局威信扫地。现在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和我们一些舆论推论相反的是，并没有因为可疑的辛普森没有受到“严惩”，美国就杀妻成风了；此案的正面收获应该是，警察在此后办案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加严守法律程序了。 中国的法律和美国并不完全一样，杨佳也不是辛普森，上海更不是洛杉矶。然而，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上，显然有一个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也都承认并坚持的“普世价值”。舆论呼吁此案异地公开审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把这种呼吁误认为是对凶杀犯罪的支持，而会理解成是在细节上对法律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警方收获更多公众信任的期待。

法国极右翼政党，以反对外来移民起家的国民阵线欠了一屁股债，不得不出卖巴黎郊外的一座房产，而买主是上海的一所高等学府。 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证实了这则消息。 现年79岁的勒庞数次参与法国总统大选，打出的竞选口号是：把法国留给法国人。在2007年的大选中，勒庞赢得了10%的选票，震惊了全欧洲。 但是，他领导的国民阵线出现财政危机。他们已经在网上拍卖了一辆防弹车。 据法国《世界报》的消息，国民阵线总共欠了900万欧元的帐。这部分原因是2007年该党在选举中失利，不得不自己垫付竞选费用。 国民阵线出卖的房产是70年代一名富翁捐的，目前用作党的总部，是国民阵线最值钱的家当。 国民阵线负责新闻事务的部门证实，上海的一所大学已经签署了正式购买协议。这所没有透露身份的高等学府据说为这座房子支付了1500万欧元。有报道说，上海的这所大学可能考虑把这处房子变成一所法语学校。

估计有国人希望看到胡锦涛与布什吵架，甚至布什知美国游客遇害愤而回国，才会
拍手称快。此景竟未出现，真“懊晕”——

美国总统受本国奥委会之邀来北京奥运会，让博主激动成这样，让其同流合污者大放厥词，可笑之极！

华盛顿邮报 中国敲响变天的鼓声 来源： 美国《华盛顿邮报》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大约在上周五（8月8日）的时候，世界变了。伴随着两场非常不一样的亮相派对——奥运开幕式与入侵格鲁吉亚——中国与俄罗斯让所有人注意到过去的势力关系已经改变，强大的新势力挑战既定秩序。 　　当然，我不是想把周五的两个事件等同起来。入侵格鲁吉亚是俄罗斯残忍力量令人心寒的展示。奥运开幕式是中国财富、力量、创造力、愿景的惊人展示，让数以十亿计的观众惊叹不已并乐在其中。然而，开幕式比入侵格鲁吉亚更能宣布对民主价值观的大挑战。 　　这些事件并非凭空发生。就在几个星期以前，由于中国和印度认为拟议的规则可能损害它们的农民，全球贸易谈判崩溃。2001年多哈回合开始时，很难想象它们会被非西方大国破坏。然而，到2008年夏天，中国和印度已经获得很大的经济影响力，它们完全有能力让谈判中止。 　　历史学家很可能告诉我们，2008年的夏天标志着多极的、非西方主导的世界崛起。在这个时候，人们变得明白美国世纪不会横跨20世纪和21世纪。 　　俄罗斯的侵略当然是最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但也是最没有突破性的。它完全符合强国的最古老传统——主张对近邻的半主权。 　　美国甚至给自己干预邻国的权利起了个名字：门罗主义。正如俄罗斯采取行动破坏近邻一个好战的、亲美的政府，美国也曾采取在猪湾（Bay of Pigs）采取行动试图推翻卡斯特罗，以及废黜尼加拉瓜的桑地诺（Sandinistas），而且在2002年为推翻查韦斯的政变意图开绿灯。所有这些干预都没有给美国或者俄罗斯带来荣誉，所有这些都不是阳光下曝光的新鲜事。 　　如今的俄罗斯是对内新沙皇主义独裁主义和对外泛斯拉夫（pan-Slavism）好战性的混合体。它的影响力不在于它的政治信念和做法（和列宁主义不一样，泛斯拉夫不大可能赢得非斯拉夫的信徒），也不在于它的经济模式，而是在于它的石油和天然气财富，欧洲对此特别依赖。它不是我们第一民主伙伴，它也不是那种需要再次启动新冷战的那种威胁（马侃和他的新保守主义同胞似乎这么认为）。 　　中国则是不同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展示和蔼可亲的集体主义，那就是导演张艺谋的开幕式，它似乎源自伯克利（Busby Berkeley）和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手法。张艺谋开幕式的主题是庆祝中国的成就和实力，总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和谐关系。然而，它的巧妙不在于它辉煌的设计，而在于决定在运动员进场的时候让一个可爱的9岁男孩陪同旗手姚明进场——那个小男孩是最近灾难性的大地震的幸存者，他自己在摆脱瓦砾后返回救出两名同学。NBC的播音员告诉我们，当被问及为何返回时这个小男孩表示他是班长，照顾同学是他的责任。 　　这个答案告诉我们的东西超出我们想知道的。他可以为了仍然埋在里面的朋友返回。然而，他返回是因为他是一个秩序整然的组织中一个负责任的小部件。我们都知道，就算他不是班长他也很可能回去，但他的答案（无论是他自己的自然回答还是成年人的安排）出色地成为专制势力的广告，让世界相信它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和任何民主社会的一样美好。 　　俄罗斯上周五的行径骇人听闻，但最终没有对世界民主构成系统性的挑战。而中国上周五的表现则令人神魂颠倒，它形象可爱的资本主义列宁主义（它低工资而有效率，已经得到我们大银行和企业的钟爱）对凌乱的、不同步的民主体构成真正的经济挑战。一个可以集合两千名完全同步的鼓手的国家已经清楚地伸张它作为世界装配线的主张。（原标题：变天的鼓声；作者：Harold Meyerson）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 www.stnn.cc 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8/t20080813_846798.html

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抗议区。抗议区有人抗议吗？ 国际上哪些抗议布什的死硬分子来了没有？ 央视为什么不给几个镜头，显示一下中国的“民主”气氛？ 中国难道就没有人抗议布什来访？ 不久以前，网上不是说我们有在自己的国家抗议外国领导人的自由吗？难道现在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了？

刚刚听到一个新闻：奥运会门票炒得很厉害。不是价钱问题，而是没有人管！...

我觉得挺简单的：北京欢迎你！ 现在满大街都是外国友人，没那么多政治猜测。 奥运会就是为了大家增进了解来的。 我刚看新闻讲，贾庆林与吴伯雄一起为中华台北棒球队加油，照您猜测，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什么政治图谋呢？ 更何况，你说的那几个国家，不是都没有人来！ 敬爱的卡斯特罗爷爷年纪大了，虽然我也非常的渴望他能来北京，可是长途跋涉，实在太辛苦了！朝鲜不是没有派人来，来的只不过不是金正日罢了。还有查韦斯，人家不来不是因为咱们不欢迎啊！ 开门迎客，咱们国家有胸怀有气度，能吧过去打过仗的敌人请到家里来坐坐，这是进步。克林顿访华的时候在中国可不止待了北京一个地方，又是在西安演讲，又是在桂林欣赏山水！照您这么一说，那会卡斯特罗爷爷是不是得气的吐血呢？ 一样的新闻，不同的说法。你想说成什么样，就能忽悠成什么样！ 经验和猜测是最靠不住的。如果专业做新闻的都这样，问一句：您这么写有意思吗？

整个开幕式的表演结构形式，就像北朝鲜喜欢运用的大型团体操，估计北朝鲜人看了觉得过瘾，南朝鲜人看了觉得过气。

记：说到闸北区，我知道网上舆论对闸北公安恶评如潮，可见他们得罪了很多老百姓。7月1日闸北区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北京青年杨佳千里寻仇，持刀前往闸北政法大楼捅死了6名警察，刺伤4名警察。你们访民是怎么看待这一事件的？ 吕：我们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和意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仇得仇。网络舆论对警察的厌恶和唾弃是长期以来警察暴力执法、违法侵权的结果。"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像我们这样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上访者都成了警察行使暴力的对象，更何况像杨佳这样被他们怀疑有偷车嫌疑的小伙子？公权力恶性膨胀和警察滥权如今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普遍现象。就拿我在三里屯派出所耳闻目睹的情况来说，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一些河南、辽宁等地的来京上访者竟然主动对北京警察说：你们要是想处罚，那就干脆把我关在北京的看守所里，免得回去以后既被当地警察和截访人员毒打，又被拘留......但北京的警察也不傻，他们非要访民在《拘留通知书》上写明白日后不对北京警方提起行政诉讼。大家看看，警察心里明白：把上访者投入大牢，不光是不讲法，连理都不讲了。

假和谐真朝鲜

北京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戒备森严的集中营，而非一个主办世界最大规模运动会的东道主城市，北京奥运会所含的政治意味更浓于体育竞赛。

中国湖南发生公路大桥垮塌伤亡事件，使得该国的许多建筑工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专家眼中，中国此类工程的安全标准一塌糊涂，在偏远地区的工程尤其如此。 有的工程仓促上马，为了按时完工，甚至是为了提前竣工，常常导致设计或者施工上的缺陷。 专家称，工人缺乏良好训练意味着设计人员的意图在施工中无法实现。 桥梁专家陶宏义是英国多门朗技术公司的中方主管，他说，全国各地标准都不一样。 这个总部设在英国的公司已经在中国建设了8座大型桥梁。 陶宏义说："通常在大城市的大型工程建设标准较高，但是偏远地区的小项目往往被忽视。" 他说，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急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他又表示："中国是一个由梦想驱动的国家，所以建设工程也必须符合它梦想的目标。" 例如，北京明年奥运场馆的建设进度全都按时或者提前完工。 腐败和短缺经验 陶宏义说，在中国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控制大型建筑工程的，是政府官员而非工程师。 中国是一个由梦想驱动的国家，所以建设工程也必须符合它梦想的目标。 多门朗技术公司桥梁专家陶宏义 他说："这些地方官员喜欢看到工程按时交工。这使他们很有面子。" 此外，中国还缺少有经验的班组长，通常工人技术低下，因此班组长对于设计意图的落实至关重要。 腐败也是建筑行业的一个问题。 1999年四川的一座人行桥倒塌，导致40人死亡，之后一位当地党委书记被判处死刑。 后经查明，该官员接受了一位儿时朋友的贿赂，换取桥梁施工合同。 技术水平低劣 中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引述一位建筑专家的评论，也对该行业提出了批评。 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秘书长肖汝诚说，目前工程项目周期不断缩短。 就在湖南省发生了凤凰县大桥垮塌事故之前，他曾说："过去，设计一座桥梁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但是现在通常也就一个月。" 他又补充说："你甚至可以看到桥梁设计人员为完成任务通宵达旦地工作。" 他认为还存在另一个问题，中国大约有50万座桥梁，其中许多桥梁当初的建设标准，不能承载今天日益增大的运输流量。 他说："许多桥梁设计和建造于20年前，当初设计人员无法预见今天庞大的运输流量。" 中国大型建筑工程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反映在小型工程项目中，如房地产开发。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建筑师说，开发商宁愿使用廉价、低劣的建材而不愿使用耐用但是价格高的产品，甚至在高端项目上也是如此。 他说："10年后，北京的许多楼房必须推倒重建，因为这些房子盖得十分糟糕。"

宪法都是骗人的， 掌声都是虚假的， 当官都是腐败的， 教育都是骗钱的

迄今为止，汶川大地震已经夺取60560人的生命，还有26221人失踪，生还的可能性极小。有经济学家估计大地震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 毁灭数万生命和大量财产的大天灾固然可怕，但更可怕是天灾所凸显的人祸。大地震是天灾，非人力所能左右，但救灾是人为，全赖人的作为，而由于制度的和道德的缺陷，大灾之后的人祸很难避免。在中国现存体制下，要想从制度上道德上避免类似人祸的重演，最应该清除的官权本位意识和制度性冷血，再不能把全民动员的救灾变成延续了几千年的"恩人政治"。 的确，温家宝在救灾中的表现令人感动，但那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外国媒体对中国政府救灾行动的赞扬，也不过送给未成年文明的糖果。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民众匍匐谢恩的资本，更不能成为温总霸占大陆媒体中心地位的理由。当政府本职变成"皇恩浩荡"或凸显胡温政权伟光正的资本，救灾也就随之变味为独裁政治的工具。 的确，在此次大灾难中，大陆媒体的表现远胜过以前，外国媒体的采访自由度也有很大的拓展，但与这种进步相伴随的仍然是陈腐的喉舌腔调，大陆媒体上的救灾新闻报道的主旋律仍然是"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的大合唱。胡温等高官前往灾区几天，就会有遍布大陆媒体的吹捧；军队的救灾行动，在大陆媒体上全部变成闪亮的"军功章"。那种肉麻的谄媚腔调，宣示着中国特色的"恩人政治"。当灾区民众的绝望面孔和问责之声被遮蔽之时，当"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子弟兵"的声音充斥媒体之时，被天灾折磨的中国正在重复着制度性人祸--只有颂歌而没有问责。 比如，5.12汶川大地震，最令人悲愤的现象是坚固的衙门大楼与脆弱的中小学校舍之间的鲜明对比。最为揪心的惨剧是大量中小学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孩子葬身于豆腐渣工程。转瞬间，那么多曾经鲜活的生命变成废墟旁堆积起来的尸体。他们的生活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他们还没有梦想过就失去了未来。而一个无视孩子和轻视教育的民族，即便能够建造出再多抗得住八级地震的政府大楼，也是在自掘坟墓。 大陆建筑行业的豆腐渣工程早就是中国的顽疾之一，但官商勾结的现实使豆腐渣工程得不到有效的治理。要不是大地震凸显出豆腐渣校舍问题的严重，这些草菅人命之举不可能变成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新闻，也不会有追查到底的强大民意。 在西方和日本等民主中国，学校都是高质量的建筑，每有天灾发生，学校都会变成避难所。而在专制中国的天灾中，中小学竟成了最大的废墟，最应该精心呵护的孩子们竟成为天灾的最多祭品。这次汶川地震造成7000多所校舍垮塌，官方公布的遇难师生为九千多人，而有心网民统计的死亡孩子高达一万三千多。 在中国现存的体制下，不能单纯指望政府的自上而下的问责，而必须有民间的自发动员而形成自下而上的问责。对大量中小学校舍的大量倒塌，有良知的专家学者和网络民意无不高度关注，绵竹五福镇遇难学生家长开始请愿，要求调查倒塌教学楼的工程质量问题。可以说，当官方喉舌高唱救灾主旋律时，民间的问责之声已经从四面八方响起。向教育部、建设部问责，要求追查那些渎职官员的责任，让他们受到行政处罚；要求严惩那些黑心建筑商，把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惟其如此，我们才对得起毁于豆腐渣工程的孩子及其父母们，也才能让社会各界的成年人得到警示，以避免断子绝孙的结局。 近年来，民间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和网络民意的迅速崛起，形成了对官权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使中国的舆论监督状况有所改观。比如，每个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大型天灾人祸发生后，如SARS、松花江水污染，黑煤窑事件，大雪灾，火车出轨……都会有相关的省部级官员出面道歉，也可能会有省部级高官被撤职。所以，只有民间保持住强大而持续的问责压力，才会让官权逐渐学会尊重民意和权力谦卑。事实上，如果没有年初大雪灾时民间和媒体对政府反应迟缓和救灾不力的普遍批评，如果没有西藏危机时境外舆论对新闻封锁的一致谴责，大概就不会有此次大地震后温家宝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新闻开放。 如果说，救人和捐款等善举是救灾的第一步，那么，化悲痛为问责就是救灾的第二步，而且是推动制度改革、防患于未然的关键一步。

在当今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特别是在基层农村，存在着一种利用"痞子治国"的怪现象，这也就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大特色。 痞子，就是恶霸、地头蛇。现今中国的痞子可是了不得，他们之所以敢于公开的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是由背景的、有后台的。他们后台的保护伞可就是掌握大权的党政官员。痞子和政党官员可是结成了联盟成了利益共同体。痞子垄断经营色情场所，要是有什么政府严打之类的他们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他们会受到上边保护伞的特别照顾，事先通知绝对安然无事；有时候政府乱收费拆迁也会上痞子出面保护，有痞子护驾安全，他们不方便做的事也会上痞子出面办；在农村稍微有点经营活动的农户不仅要交税也要上交保护费给痞子，如果不交就只能关门，家人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要想在本地收购农产品也必须交纳保护费，否则就收不成农产品，即使收成了也走不出去；痞子利用获得的黑钱再从政党官员这个保护伞那里以极低的价格承包土地、工程、工厂或自己经营或转让大捞一笔。 腐败的党政官员同痞子同流合污，利用痞子治国欺压人民，人民遭殃群众干怒不敢言，有冤无处伸。

透视中国﹕穷区贫县的豪华办公楼 透视中国 江迅 山西民政厅用救灾捐款建造办公和宿舍楼（图片来源：新华网） 地方政府机关的豪华办公楼，成为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一个月前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这一话题的议论至今不衰。常常在各地采访，在那些贫困地区，一大片低矮灰暗的民居，簇拥着一栋栋豪华机关办公楼和干部别墅，如此鹤立鸡群并不少见。 河南省濮阳县２２个乡镇中，有７个乡镇３０多万人地处沿黄河的滩地，生产生活条件相当落后。全县２００５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４２元人民币（下同），在河南省１０８个县市居第７５位，全县１０３５个行政村，仅有２５１个村能看到有线电视。就是这样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２００多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财政穷县，却盖起一排豪华办公楼。 　　 濮阳县盖了中共县委和县政府综合办公楼，并没有按规定程序报批，工程造价３２００万元，比原计划拨款增加了２１２５万元，竣工２年至今仍拖欠工程款１３４万元。县纪律检查委员盖了一栋占地２３亩的办公大楼，该大楼预算投入４００万元，实际耗资７２４万元，其中一部份来自财政拨款，县纪委要求经济条件稍好的乡镇和一些县直属单位，"支持"了１００多万元。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新盖大楼，高７层，总耗资８００多万元，其中，３００多万元来自挪用县化肥厂提前退休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县财政局等机构也纷纷盖起豪华办公楼。 　　 濮阳县官员和各局委领导竟然还为自己盖了被当地人称为"独立的低层住宅"别墅，最大的一户建筑面积多达６００平方米。县纪委盖了每套２８０平方米的１０套别墅，分给纪委领导居住。濮阳县为官员干部共建了高档低层住宅１００多套，涉及县国土局、社保局、建工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等10多个部门。 　　 被称为"官衙工程"的豪华办公楼，正在中国大陆四面开花，一些地方不惜斥巨款大兴土木，大楼越盖越高，越盖越豪华。走进河南省郑州市贫困区县之一的惠济区，政府办公楼所在地宛若风光旖旎的水乡园林﹕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着这些大楼。 凡是大兴土木盖豪华办公楼成风的地方政府，借口是相同的，一般会摆出两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城市建设要有"超前"意识，不能刚建好没多久就过时了；一是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形象，给外人留下"有实力"的印象，以利于招商引资。 豪华背后的腐败 "豪华衙门"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从这些年来揭露的典型案例看出，越是经济贫困的地方，越是喜欢搞豪华工程，贷款、举债、挪用扶贫款和救灾款、教育拨款，违规修建高档楼堂馆所。那些追求"现代化"的官员们，所追求的主要还是现代化享受﹕楼外的园林、喷泉、假山、绿地，楼内的豪华装修，廊柱、吊灯、壁炉，进口的大理石地面，红木家具，房间里还有豪华的盥洗室、浴室。这是一种阳光下的腐败。如果将那些盖楼工程吃回扣者除外，虽然盖豪华办公楼的钱没有流进官员的腰包，但盖这样的办公楼，依然属于借助手中权力而为自己牟利的行为。 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9%，而30年前的1978年仅为4．7%，今天行政管理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美国的两倍，是法国的三倍。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供的数据显示，近25年间，全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走遍全球，很少看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体现在办公大楼的现代化上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兴建政府办公大楼，在预算中往往会予以特殊处理，代议机构对其会作出更为严厉的审查。欧洲地方政府是不敢随便盖楼的，有的只是租用民房办公，有的规模还不如学校。可以说，一个地方最漂亮最奢华的建筑物是办公楼，那么这个地方的现代化反而不怎么样。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所说﹕有些官员认为，只要是花所谓国家的钱，而且钱不入自己口袋，那么大手大脚，别人也无权干涉。其实，国家的钱，也是纳税人的钱，有权支配的官员首先要自律。 温家宝在2007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有消息说，"白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之类的区和乡镇政府大楼，将成为"禁区"。日前，国家审计署长李金华透露，中央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政府机关楼堂馆所的建设标准。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也表示，严控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已经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确定为2007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超标建设的楼堂馆所，或予以没收，或公开拍卖。 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问题由来已久，中央三令五申，红头文件不知发了多少，也曾经多次整顿，十多年前还有部级官员为此受处分，但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将政府预算公开，让百姓知道，再由人大对预算实行监督。人民以纳税方式向政府提供资金，使之有效地提供公共品，政府所花的钱，要确保用于满足民众的公共品需求，这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财政预算制度，由民众代表审议预算，约束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使用公共资金。一些原本理应起到监督作用的部门，尤其是各级人大理应行使监督法，不允许行政部门随意越权，至少让他们花钱的时候，手续复杂一点，再复杂一点，程序多一点，再多一点。

博--讯--记者孙林（孑木）被枉判4年后，一直准备上诉，据了解，南京有关方面可能倾向于二审不开庭速判，对孙林等非常不利。孙林的辩护律师莫少平先生已经找到更多有利于孙林的证据，包括2004年拆迁户对孙林的感激。 近日，孙林年近100岁的父亲病危，不知道孙林是否能再次见到他的父亲。孙林的父亲是有一定级别的老红军，排行较小的孙林是老人家的爱子，博-讯-呼吁有关部门从人道的考虑，看在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干部的份上，允许孙林探望他的父亲。 孙林时常通过莫少平律师等途径了解到外界对他的关心，我们相信，孙林对此十分的感激。 以下是孙林手写的二审“自我辩护意见”，披露了很多外界从不知道的情况。 自我辩护意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人孙林（网名：孑木）因对一审没有证据、歪曲并凭空捏造事实的判决不服，予以上诉，理由如下： 非法拘禁 2007年5月30日夜晚，一群不明身份也剃着“小平头”的人趁黑闯入“南京东帅食堂”。这突如其来，使得在场众人目瞪口呆。来者，一没穿制服，二没出示任何证件，三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直到宣判后也没有在我家中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将我和我太太抓捕（有监控录像为证）。 当我被反拷押上车时，我一再声明“我是记者，凭什么抓我”。我的意思想问是不是抓错人了，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抓的就是你这个狗记者、卖国贼，到了地方再整死你个屄养的”。听到此话不由得使我冷汗直冒，心想，这是不是哪个开发商叫来的黑社会打手啊。由于手铐勒得太紧，膀臂又被拧得太痛，我便无奈地说“你们没有父母呀，用这么重的手段对付一位六十岁的老头？”令我没想到它们竟回答道：“现在还算是客气的，等到了看守所更有你受的。”到此刻，我才模糊地意识到它们好象是“人民”公安。但又使我纳闷的是，平日里，中国的报纸、电视和电影上宣传的“人民公安”不是这样蛮横无理、非法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