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的博客

4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小白认识了，由于牵线人是我们共同尊敬的钱钢，故我俩从一开始就有点“猩猩”相惜的味道。

小白大我6岁，故我一般也称“岩松兄”，他与我大哥同龄，89之后大学毕业的，这代人普遍的有一种沉重感，小白岩松兄更甚，他曾经连续整夜整夜的失眠，还说他渴望年老。前些年，关于他的非议要甚于夸赞，这两年则非议与夸赞都很少听到了。我想这就是一个认真思考、做事的人，借助时间的力量使自己越来越自信，已经不太轻易为外界评论所动了。

坦率地讲，我并不认为小白岩松兄已经做得很好了，但一想到中国的国情和新闻业现状，我就觉得将“央视一哥”的称号封给这个虽然有点清高却不懈追求的内蒙古男人，还是名至实归的。

贴一篇两年前采访他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不凡的口才和实力的。（附加一花絮，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唯一的一张合影，在采访现场——央视新闻评论部的食堂里拍的，此前我们俩在一起从未合影过，也许是熟人非名人的缘故吧）

        2005年7月9日至18日的十天行程里，白岩松和他的同事在台湾，访名流政要，观故宫寺庙，察世态民意，遇国民党大选，遭台风洗礼，辛苦制作而成的《岩松看台湾》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后，社会反响颇大，两岸同时关切。

7月21日，从台湾归来没几天的白岩松，虽然神情疲惫，谈起十天行程，依然很兴奋。“两岸需要一个很长的‘脱敏’过程，”他这样感慨。

                          这是一次媒体行为

《环球》：这次台湾之行是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岩松：很多人都会把这次台湾之行解读成是“连宋大陆行之后大陆再放善意”的举措，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次台湾之行早在今年三月就打了报告，策划起因是春节的直航包机，当时我们和东森（指台湾东森电视）合作得很好，大家就想为什么不去一趟呢？然后就打报告，仅公文在台湾就履行了一个多月。此后连宋到大陆，东森也到大陆，过来后直接用我们的演播室，同时在台湾播出。这一切结束后就已经五月份了。如果五月份才开始策划，我们现在这次台湾之行还没有成形。

《环球》：到达台湾之后，当地民众有什么反应？媒体有什么反应？

岩松：我特别记得陈文茜说过的话：“大家都说台湾人特别关注政治，其实没有。”真的没有，这次在台湾接触过的台湾人，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大陆来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而有不同反应。我们遇到无数熟悉中央电视台的人，在台湾永和豆浆发源地，遇到了很多在大陆呆了好多年的台商，他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后都觉得很亲切，主动过来说话。台湾人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政治感。

这次采访也接触了很多台湾媒体人士，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你们报道什么？”“你们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和我们关注的非常相似。

秀芳（台湾东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每天晚上做节目会采访我，台湾知道这件事的人是很多的，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在台湾很高。

 《环球》：对于这次大陆媒体报道，台湾当局有什么反应？

岩松：这次并没有和台湾执政当局联系，但当局是知道这件事的，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都有暗示，这种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起码他们没有反对，毕竟这是媒体行为，而且也确实是媒体行为。我觉得大家都不会让对方太为难的，大家都有一些相对忌讳的地方，所以做节目时，秀芳会考虑、我们也会考虑说辞等等。

                            两岸需要“脱敏”

《环球》：这次选择采访对象的标准是什么？

  岩松：这次采访对象的意向在大陆就已经确定的。标准首先就是你要把它看成第一次，第一次的概念就是要先访目前大家关心的、有影响力的、过去一直想访但没有访成的人物，这些人都是各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艺术界我们选择的是侯孝贤，经营界是王永庆，宗教和慈善界选择证严法师，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是新闻点，传媒和政治结合的是陈文茜，文化界是余光中，连战、宋楚瑜就更不要说了，蒋孝严整个更改身份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大家最期待的，当然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一些变化，比如李敖本来也是百分之百已经定好了要采访的，可惜他临时生病没能访到。

  《环球》：我们注意到你的采访对象多数是泛蓝的，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岩松：由于各种因素限制，民进党你很难接触。所以，我一直强调把这次台湾之行理解成是第一次，我从来不把它理解成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希望它开个好头，皆大欢喜，为将来媒体的“三通”彻底铺平道路。

临结束时我们也正式向东森提出建议，包括向台办也提出把台湾之行制度化，每年秋天东森来大陆，我们配合它，每年春天我们到台湾去。如果能制度化，一年两年下来，它就不是新闻而会成为历史，其他的媒体也可以借此机会“脱敏”。

“脱敏”这个词是我在台湾面对台湾媒体时说的，当时媒体问我对台湾的印象，我对他们说，毕竟我不是第一次到台湾，2001年时已经来过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二次和第一次最大的不同就是已经完全“脱敏”了，我不再有许多禁忌。

刚到台湾的人，一落地马上就会想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是台湾人不爱听的，什么话我们听了会敏感等等。去了第二次就会明白很多，别人也会知道怎么和你打交道。所以海峡两岸要有一个很长的“脱敏”过程，媒体的走动、民间的走动、领导人之间的走动，都是一个“脱敏”过程，什么东西只要真正“脱敏”了，就好谈了。

媒体要扮演一个角色帮助“脱敏”，当你没脱敏时，你就没有平常心，很多事情只是你的猜测。看到国民党党旗马上就想我该怎么办？听到台湾人无意识地说“国家”这个词，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时间长了，我们就知道台湾人并没有猜测中的恶意。这只是普通民众下意识的一种说法。他们的话和一些政治人物说出来意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要有个“脱敏”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但从连宋行到彻底“脱敏”，我想大概还要三五年的时间。

《环球》：这次台湾之行您亲历了国民党大选，您有怎样的感受？

岩松：这次台湾之行，意料之中的事和意料之外的事赶到了一起。意料中的是国民党的大选，意料外的是台风、张锡铭落网，这在台湾都是天大的事。

这次比较幸运地近距离观察国民党“选举”。国民党从2000年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但在2000年到2004年之间还认为那次失利是内部问题，包括宋楚瑜的突然出走，李登辉的突然“挺扁”，因此还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但2004年的再次失利，使国民党知道，失败的外在因素有，但很难改变，最重要的是党怎么改革自身？

一个党直接投票公开竞选主席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表明国民党从2004年开始真正考虑自身的改革，这是我到台湾之后和连战、国民党领导、媒体接触中最直接的感受。国民党这次大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身的改革和修造上。

这次选举既是国民党内的选举也是直接面向2008年的选举。比如马英九的标语是这样的：“选我，2008赢”，直接把党主席的“选举”和2008年“大选”联系在一起，还有“我是国民党内部唯一赢过陈水扁的”等等。台湾民进党和台联党“泛绿”，国民党和亲民党以及新党“泛蓝”，从现在的趋势看，未来台湾的政治可能就是大党政治，也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竞争。

 《环球》：这次为什么没有采访马英九？

岩松：首先，选战过程中，媒体不可能介入到任何一方。后来就是台风了，16号晚上马英九刚刚得知自己当选国民党主席，就要马上回到台北市长的角色，去台北市应急委员会，开始坐阵应对台风，都没有来得及谢票。然后就是两天的台风。台湾当局规定我们只能呆10天，时间来不及，这也是一个遗憾，期待下一次。

                            两张皮的台湾媒体

    《环球》：在这十多天中，您接触了很多台湾媒体同行，你对台湾媒体有什么印象？

岩松：对台湾媒体同行，可以说是“亦敬亦不敬”。敬是指敬业精神、职业态度，以对台风报道为标志，东森24小时不间断播出，所有记者都派到各个关键点坚持报道。然而让人特别不敬的是平常台湾媒体的现状，台湾媒体现在是娱乐化、色情化；娱乐节目色情化、变态化。

这一点都不夸张，比如我们去的第二天的台湾新闻编排是这样的：第一条是伦敦爆炸，第二条是林志玲受伤，第三条是台湾男士声讨主治医师摸遍名模美胸，第四条消息是有专家分析林志玲如此痛苦是否和折断的肋骨刺穿了隆胸的盐水袋有关等等。不仅如此，台湾的新闻每天都会有很多条在我看来即使电影里也是限制级的镜头。

我对台湾媒体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大陆媒体有一天也像台湾这样娱乐化的话，我将退出新闻圈。”其实台湾媒体同行他们自己也很反感这样。台湾的平面媒体反而很严肃，就是电视极其娱乐和色情化。岛内有17家电视台，4个新闻频道，本身新闻就少。他们也知道不好，但谁都不肯先改，风险太大。

                       台湾“软件”值得借鉴

    《环球》：在台湾的十多天里，您个人对台湾民众和社会的总体印象如何？

岩松：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日子，“急统”的、“急独”的都是少数，所以我觉得台湾像个橄榄，中间大，两头小，陈文茜就说：“台湾人不关心政治，台湾是马戏团。”

和台湾民众很好沟通，他们经常会问“大陆哪儿好玩哪儿便宜”等等。其实台湾和大陆互相关心的都差不多。比如到诚品书店看畅销书，《狼图腾》、《长安乱》、《达芬奇密码》等等，两岸读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到台湾看的是细节，从硬件和软件来比较，台湾的硬件比我们落后，因为台湾的高速发展时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硬件设施都是在那一时期建好的，大陆的高速发展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后，所以一到台湾就会感觉，台湾的机场很小，出了机场楼也没有特别高的。

但台湾的“软件”建设出乎意料，到处都会有很多细节处的感动，酒店很简朴，但进入房间，你会看到有一个逃生架——一个柱子和依照楼层高度设计的绳子，旁边的使用说明也写的简单易懂。走在街上到处都可以见到残疾人，因为对残疾人服务的设施非常完全，大陆也有6000多万残疾人，当我们平时却见不到，因为我们的残疾人出不来。

再有就是志愿者，台湾叫义工。台湾的每家医院都会有很多义工，光在台北市立医院就有850名。一进医院就会有人来帮助你，询问你哪里不舒服，带你挂号、陪你说话等等。给人的感觉就是这家医院很好，让人觉得可靠，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你陪着他走路说话，病人的心情也会很好，解决了不少医患矛盾。

台北故宫所有的讲解员都是志愿者，态度相当好，因为义工是发自内心的。领我们的一位大姐，她每周去故宫一两次，但她的空余时间都花在做义工上面，因为想要当好故宫的义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学习很多知识。

再有就是这次采访证严法师的慈济，大陆开始对慈济有印象是在1991年的华东水灾，当时证严法师号召全世界捐款救助。全台湾有2300万人口，证严法师的会员有400万。“9·21”台湾大地震，筹集的慈善捐款相当于24亿人民币，在台湾开办了多家慈善医院，这些医院不会出现没钱看不起病的情况，还有创办骨髓库，至今台湾有24万人申请捐献自己的骨髓，大陆13亿人口只有7万人申请捐献骨髓。慈济骨髓库已经挽救了900多人的生命，其中345人在大陆，就是说台湾人的骨髓救的最多的是大陆人。这种社会润滑剂，作为非政府组织真的给我很大的震动。

再如台湾著名的诚品书店，台湾有54家分店，每天24小时营业，不光卖书，还卖很多其他精神层面的东西。店内座位高低错落，读者可以随意看书，想记笔记的话，会有人给你纸和笔。我们虽然也遍地都有新华书店，但这样条件的却实在没有。在台北这样一个纷乱繁杂的城市，你看到这样一个诚品书店，就觉得这个城市稳住了。

我觉得这些经验大陆还要学很久。